（三）批判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1938 年 9 月底至 11 月上旬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主题报告中，以最后一节透彻地阐述了“学习”问题。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 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为此，他提出了相应的三方面的研究任务：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遗产、研究当前的实际运动。

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呢？毛泽东认为，不应当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把它看作行动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它的词句，而应当把它作为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应当只是了解它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是应当从中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如何研究当前的运动呢？毛泽东强调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它的特点和规律性，它的全面及其发展。并说：“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把他一贯提倡的调查研究提升到了掌握规律性和坚持党性原则的高度了。稍后，毛泽东又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并在整顿三风的一系列报告中，对调查研究为什么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了系统完整的阐述。他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他还着重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如何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呢？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见本书第十一<

四>页）他还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思克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最后， 他还满怀感慨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提倡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也是一般号召与典型示范相结合的。他在 1941 年重新阐释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推动延安整风，使人们真正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确在党内外开创一代新风。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原本是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从历史上考查，班固的《汉书》为河间献王刘德作传，称颂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把它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宋明理学言心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更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为调和汉宋二家之争论，又说：“近世乾嘉汉学，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 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他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意义，强调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互相贯通的。其要旨在于恢复原始儒学的实用理性

服曾文正”（见毛泽东 1917 年 8 月 23 日给黎锦熙的信）其所特为赞服的正是曾氏所标举的“实事求是”精神。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著名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 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的讲话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这一命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风与思想路线。

在对“实事求是”作过马克思主义的崭新论证以后，1942 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 年又为党的“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题词。由于毛泽东的科学阐释与大力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在全党范围内得到确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那末，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

在学术思想史上，有些原来在旧体系中显得很平常的命题，在经过新思想家的切磋琢磨与改造制作以后，可以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一经妙手点化，就对整个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把一条龙给点活了。这是批判继承的优秀典范。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就是在认同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