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神革命与“变化民质”的思想

1902—1903 年，梁启超写了《新民说》。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积弱”， 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的“愚昧落后”、“道德败坏”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等。他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只有造就了新型的国民，才能革新政府、改造国家， 达到变封建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的政治目的。在这里，梁启超认为清王朝之所以能维持其腐朽统治于不坠，是由于人民群众缺乏文化素养和政治思想觉悟，这比仅仅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又深入了一层。梁启超认为中国根本的出路在于改变“人心道德”，提高国民觉悟。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梁启超把一切归结于“人心道德”，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精神领域的革命，这就难免在另一方面贬低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梁启超的这一套理论，无论其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直到五四前夕，毛泽东在《第三札》1917 年 8 月 23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仍然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种观点与《新民说》基本一致。1918 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立学会，确定以“新民”为会名。在为新民学会起草会章时，毛泽东提出以“革新学术，砒硕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也正是这种观点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