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两论”与中国传统

（一）“两论”的由来

毛泽东在 1920 年初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他自认为颇得益于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斗争》（考茨基）、《社会主义史》

（刻卡朴）三本书。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上山打游击，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所能读到的只有 1932 年打漳州获得的几本书，即恩格斯的《反壮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经常以在莫斯科拜师读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鄙薄从硝烟烈火中磨练出来的毛泽东思想为“狭隘经验论”。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 1937 年 1 月进驻延安以后， 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于是“发愤读书”，而尤究心于哲学。当时译成中文的马列原著以及三十年代苏联红色教授和中国左翼哲学工作者编写的教本、讲话，他都找来研读，在学习过程中还认真作了笔记。近来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辑了毛泽东对十本书的批注和一篇读

的，又占了其中六本，可见他在三十年代末期这一段攻读哲学著作之勤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儿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功夫专心读了这儿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当时从外边带进革命根据地的哲学新书数量有限，而渴望读到它的人却很多，因而不得不采取传阅的办法。据石仲泉考证，从毛泽东读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上就发现“有几种不同的批划和批注的笔迹。”（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第 2—21 页）毛泽东之所以为读哲学新书而暂时中断与斯诺的谈话，很可能就是要抓紧在限期以内读完这几本书，再传给其他人。

1936 年 8 月在保安时，毛泽东就已读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珂夫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笔耕堂出版）第三版，1937 年 1 月进驻延安凤凰山以后又重读，许多章节批读了三遍，有的可能是四遍。前后批注多达一万两千余字。

读《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汀著，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间稍晚一些，批注的重点主要是有关认识论与辩证规律的几节，全文约两千六百多字。可以看出，读这本书时，他是更直接地为撰写“两论” 作准备。

“两论”的初稿原是毛泽东 1937 年《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最重要的两节。毛泽东根据《提纲》，曾于 1937 年 7—8 月间向抗大前身的红大一二期学员系统他讲授哲学课。（据原抗大二期学员郭子清的回忆。引自郭子清致温济泽的信）胡耀邦在《最好的怀念》一文中也说：“一九三七年，我在抗大学习，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讲课就是我所在的那个班讲授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仍坚持讲课。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油印讲义末注明“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八·七。”时间恰恰在“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以后。8 月上旬国共两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8 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在洛川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哲学课至此被迫中断。因此，辩证法的其他规律都未能讲完和整理成文。

毛泽东在撰写和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时，自谦地说：“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 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看研究的情况才能决定。”（见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自己虽然不很满意，但群众中的反映却很热烈。和培元是当年崭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家，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7 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胎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 见《中国文化》第 2 卷第 2—3 期合刊，1946 年 8 月 20 日出版）和培元的评论可谓识得此中三昧。

毛泽东读《教程》之类的有字之书，虽然在数量上赶不上在书斋里“饱学”的留学生与专家学者，但有一点过人之处，就是他曾经长期参加和领导革命的实际斗争，特别是在“围剿”与反“围剿”的苦斗中，原已读过那本客观辩证法的“无字之书”，现在批读从苏联传来的“有字之书，一经勘破， 往往能“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发而为讲演和文章，便具有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特色，为专家学者所不及。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写作提纲和“两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既得力于

联三十年代哲学著作的“有字之书”。但除此之外，更有不容忽视的第三层， 那就是从更深远的文化背景来看，“两论”还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下文将就此作一些具体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