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变”哲学

康梁哲学思想中比较宝贵而有生气的部分，是关于变化日新的辩证观念。

康有为根据《周易》的“变易之义”，强调“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他认为，事物总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同时，他还注意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初步提出了“物必有两”，“有对争而后能进”的辩证观念。这就尖锐地批判了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主“变”哲学，热情地歌颂创新，反对泥古守旧。他说： “俗论动曰，非古人之言不敢道，非古人之以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梁启超反对作古人之奴隶，提倡独立思考，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振聋发喷的启蒙作用。从五四前期留下的毛泽东早期著作来看，《体育之研究》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伦理学原理批语》强调“抵抗”是发展的动力；《第三札》倡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所有这些，都同康梁主“变”哲学的影响有继承性的联系。

还应看到，康梁提倡“渐进”，反对“骤变”，强调“仁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些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在 1916 年 7 月

25 日写给萧子■的信里，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

期间出现的暴力行动感到很不理解。直到 1919 年他主编《湘江评论》时，仍然留恋所谓“温和派”的调和思想，提倡“忠告运动”与“呼声革命”。这些都是与康梁的影响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