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取融西学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举足轻重，而且在学术方面也具有转移风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看到他们继承了湖湘的理学传统，抱有强烈的卫道意识。曾国藩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和湖湘学风的熏肉。1840 年他到翰林院任职以后，开始师事理学家唐鉴、倭仁，由此一心崇奉程朱理学，每天写修身日记，以“抱道君子”自命。太平军兴，他忧心如焚，在《讨粤匪檄》中宣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曾氏不忍见洪杨坐大，最根本的是因为在太平天国治下，“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因此，他领导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并不仅仅为了保卫清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卫传统文化命脉，征伐异教。正是从这种卫护圣教的使命感出发，他毅然投笔从戎， 聚而组建湘军，誓死与叛道者作战到底，但曾氏不是空谈性理的腐儒，他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是理学经世派的主心骨。他早就意识到，单单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难以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此，他于义理之中，又特为划分出一门“经济”之学。他认为儒者要兼通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学问。义理是指导思想，经济是落脚之处。他自己认真研读过《孙子兵法》、魏源的《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并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历史地理以及兵农医艺诸书，以务实精神博览有用之书，这就为他往后领兵征战作了一定的知识准备。

曾国藩创建湘军时，本来是为了镇压太平军起义。屡战不胜，便引进“洋枪队”来助阵。通过战争实践，他认识到“夷人”的技术高强，非中国所能敌。为了应付变局，他审时度势，决心突破夷夏之大防，兼采西学之长，林则徐、魏源等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但遭到清廷的拒斥。待到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已逼得清皇室六神无主，曾国藩于1860 年（咸丰十年）倡言：“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并把他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提到“救时第一要务”的高度，已渐能为清廷所宽容， 由此而迈开了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随着洋务实践的发展，曾国藩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于是罗致

育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这就比他“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阶段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道光进士冯桂芬将他的《校■庐抗议》一书寄请曾国藩作序，曾国藩在复信中说：“又蒙示以校■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读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他把当时积极提倡西学的冯桂芬同古代提倡“实学”的叶适、马端临等人联系起来，由通经致用而转向于取融西学， 沟通古今中西的线索，便是湖湘学派素有的务实精神。

曾国藩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铸造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但他又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了学习西方的窗口，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捍卫传统文化，他是真诚的；接受西方文化，他是被迫的。“中体西用” 模式，正是这种矛盾心情下的产物。

曾国藩兼重义理与实学的作风以及实际上由他创始的“中体西用”模式， 在此后百多年中一直传承不绝，对湖湘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一批一批的湖南人物脱颖而出，他们的思想虽代代不同，但却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这种学风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