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早年崇信圣贤创造历史，他把人分为圣人、贤人、愚人三等，称颂“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到晚年，他虽然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保留着圣贤创世说的深刻影响，但在显意识的层面上，却按照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将人们划分为贫与富、贵与贱、长者与少者、大人物与小人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积极宣扬“奴隶史观——造反有理论。”《贺新郎·读史》就是这种历史观的集中表现：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1958 年发动“大跃进”时，他在成都会议（3 月 23 日）上说：从古以来，

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他历举外国的释迦牟尼、耶稣、马丁·路德、达尔文、马克思，中国古代的孔子、颜渊、屈原、贾谊，近代的康有为、章太炎、邹容等一大批人物，说明青年人一旦抓住真理，就敢于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在同一时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兴来时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语。其中除考记王勃的经历以外，还把王勃的文学成就同其

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片。”王勃的早逝，触发了他更多的感慨：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才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 1987 年版）

这段卷头眉批强调“贫贱低微”受压抑的地位是形成“生力旺盛”“敢

想敢说敢于”的创造精神的内在动因。它继承了“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 的传统学观念，而又把它扩展到文化创造的各个领域，终于作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独特论断。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经常讲“破除迷信”，就是要破除对“高贵者” 的迷信。稍加分析，似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

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①他认为新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一连举了十件事来论证“东风压倒西风”。

1958 年 5 月 8 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还运用思辨的方法来阐明” 东风压倒西风”的道理：“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在这里，毛灵活地运用了他所擅长的辩证方法，阐明矛盾双方——天上和地上、神仙和凡人、洋人和土人——的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由此得出结论，洋人，包括帝国主义在内，并没有什么可怕。

第二，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1956 年，苏共二十大系统地揭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和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关注，并力图从中吸取教训，另辟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 1957 年，两类矛盾大量暴露出来，毛泽东由于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造成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自此以后，毛的思想急遽向“左”方倾斜。一方面，提出要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又决心否定苏联模式，通过土法上马和大搞群众运动来发动“大跃进”。

1958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对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相当系统的批评。当回溯过去的历史时，他说：“中国革命是违背斯大林

① 此语出自《红楼梦》人物林黛玉之口。

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 1937 年开始，到 1938 年

8 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一个重要转折，“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说：“1956 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于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他还提出“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 批判斯大林，解除了长期以来的精神压力，使他感到高兴。但反对个人崇拜，可能削弱他的领袖地位，也可能还与他潜意识中的“圣贤创世论”相抵触。因此，他又为这种新的压力而感到担忧。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而这两个问题又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因此，毛泽东在 1958 年 4 月的汉口会议上说：“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外国人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方面都受到来自苏联的广泛影响。经济领域的计划工作、重工业建设、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照搬苏联经验，尤为突出。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迷信洋人。缺乏独创精神。他提倡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认为，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他反复强调要打破各种束缚创造精神的规章制度。

第三，破除对专家学者和教授的迷信。

五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接连发动了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采取的是解剖麻雀、教育一般的办法。只有胡风等极少数人划入敌我矛盾，多数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从中接受教育，改造思想。1957 年的反右采取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办法，给几十万人带上了取不掉的政治紧箍。1958 年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于 3 月 20 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重新分析了阶级状况，认为中国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右派，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无心无意”；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同年 11 月 12 日，他又在武昌会议上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为了从政治思想上消灭剥削阶级，首先就得把那些“无心无意”的右派“搞臭”，在他们彻底孤立以后，再加以分化瓦解。1958 年 4 月 6 日他在汉口会议上提出的办法是：“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30 万人口以

拉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他想用这种一打一拉的办法，把其中少数人分化过来。

至于那些“半心半意”的专家和教授，则是团结的对象。但要团结和改造他们，首先得破除对他们的迷信。

1958 年 3 月 23 日，毛在成都会议上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的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不能忍耐了。”

为了破除对教授的迷信，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诸如：领导干部到大学当兼职教授，与书斋学者共比高；中央和省委办理论刊物，搭班子写理论文章；各级领导种试验田，做出高产样板；炼钢土法上马，大搞群众性的炼钢运动；层层办红专大学，培养又红又专人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倡标新立异；插红旗，拔白旗，辨明前进方向；发动采风掘宝，人人写诗作歌；⋯⋯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心情特别愉快，话也讲得特别多。单单成都会议

就作了六次讲话，插话还有不少。但千言万语，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破除对“高贵者”的迷信，解放群众的能量。正如 1958 年 5 月 5 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首次讲话中所说的：“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一段话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他致力于破除迷信和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