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具书与马列著作

毛泽东使用得最经常的工具书是《辞海》与《辞源》。1947 年从延安撤退时，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辞源》。解放初期，还继续使用，在上面留下了各个时期圈划的笔迹。由于袖珍本的字体大小，后来换上了一部字体较大的《辞源》，一直使用到晚年。

《辞海》也是在延安就有的，而且使用得更频繁。转战陕北时，有一次因敌情严重，需要轻装，便把它埋藏起来，以后再没找到。进京以后，才重新添置。1957 年，毛泽东见到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便说：《辞海》我二十年前使用至今，现在这部书太老了，希望修订一下。后来经过专家们的十年努力，修订本的《辞海》于 1965 年问世。毛泽东觉得修订本还是过于简

□批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早在 1920 年，毛泽东就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

《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并自称领会最深的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他一生事业的兴衰成败，盖植根于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读过《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读列宁的这些著作，有助于掌握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进入延安以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上海等地出版的马恩著作，诸如《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莫斯科出版的《列宁文选》。

《理论与策略》等，他才有机会读到。

在延安时期，经他圈划过的马列著作，留下来的并不多，但 30 年代苏联的红色教授们阐释马列哲学的著作（中译本），都保留得相当完备。而且几乎每本都经过精心研读，随手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现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就是当年批读的原始记录。而《实践论》、《矛盾论》则是在批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的创新之作。如果把读 30 年代苏联哲学著作的《批注集》同“两论”作一番“由此及彼”的对勘研究， 便可以看出他当年用力之勤与体会之深了。

进入北京以后，马恩列斯的全集、选集、单行本、大字本，陆续出版， 一一进入菊香书屋的书库。还有各种阐释马列原理的第二手书，更是目不暇接。往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书来之不易，找来便如饥似渴地批读，直至废寝忘食。现在这些书得来容易，便失去了紧迫感，反而读得少了。

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读书的重点也由哲学转向了经济学。1958 年“大跃进”时，毛泽东下功夫钻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读了四个本子。1959 年 12 月 10 日至 1960 年 2 月 9 日，又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边读边议，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后来小组成员整理成了两种笔记：一种以原书章节为序，记录了他的谈话；另一种按问题归纳了他的谈话内容。遗憾的是， 毛泽东再也无法像延安时期发愤攻读哲学书那样，通过批注或笔记而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早年对中国传统哲学作过相当认真的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五四时期，他提出要通过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主张。在延安研读苏联 30 年代哲学著作时，作了很多意蕴深刻的批注，接着便写出了“两论”那样成熟的著作，这些成就显然同他自幼形成的哲学兴趣分不开的。而对搞经济， 他早年是看不起的。他的大同思想，甚至把工商业都视为多余。革命胜利以后，提出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却并不熟悉经济规律。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份看一遍。”（《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11 月 21 日）他讲的两本书，代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并不全都是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成功了的，也并不一定适应于中国。毛泽东想跳出苏联模式，开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他对经济建设本来不熟悉，加上又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而后来便引向了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左” 的斜路。

毛泽东在延安的山沟里，曾经登上哲学领域的高峰；但建国以后，在经济领域，他的红旗几度摇落，乃至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1976 年病重时，他要随侍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反复朗读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攻守有异势，术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