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择“俄式革命”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充满着矛盾和论争的。但五四前期，资产阶级的新学同封建主义旧学的对立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到五四后期，焦点就转移到“俄式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各式资产阶级思潮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论争上来了。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本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过后，陈、李的政治参与意识加强了，陈独秀甚至因散发政治传单而被捕。胡适接手主编《每周评论》，便依据其实验主义哲学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立即著文加以批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只有在主义指导之下，才能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自此以后，新文化阵营便开始出现裂痕。

毛泽东在创刊《湘江评论》时，还崇奉实验主义为指导思想，随后接受胡文的影响，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准备对各种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发表，勾起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并表露出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倾向。但中国的问题错综复杂，遵循何种途径才能求得根本解决呢？这却使他陷入困惑：他曾经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怀抱浓厚兴趣，并在岳麓书院半学斋作过新村生活的试验，但试验并未成功；他同朱谦之一起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但虚无飘渺的幻梦终归走向破灭；他还曾积极策划和参预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与“自治运动”，但这种改良主义的构想又被谭延■、赵恒惕等地方军阀打得粉碎。

在新民学会和湖南革命青年中，当时“毛蔡”齐名，同被奉为革命青年的表率。1918 年 6 月，蔡和森为勤工俭学事，最先到达北京，他那时就衷心向往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时，他自称“崇奉共产主义，承认苏俄为世界牺牲。”（沈宜甲：《我所知道的早期蔡和森》，见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第 138 页）1920 年 2 月到达法国的蒙达尼以后，他每天以顽强的毅力，凭借字典的帮助，阅读法文报刊，广泛接触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问题。1920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赴

为学会活动的根本方针，但对进行改造的途径，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激烈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马克思主义，采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温和派”以萧子异为代表，口头上标榜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会后，蔡和森同萧子异都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争论意见。萧子■认为：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蔡和森的信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积极的阐发；对无政府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新民学会资料》）

毛泽东在接到这两种观点根本对立的信件以后，联系实际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于 1920 年 11 月至 1921 年 1 月期间，先后给蔡和森、萧子■和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两封回信，明确表示“深切赞同”“俄国式的方法”，不同意“温和革命”。他并且把萧子■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与罗素到长沙讲学所宣扬的“教育万能论”的观点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曾与英国工人代表团去苏联访

问。他自称主张共产主义，而反对“劳农专政”。他认为“以武力为革命的方法”，是“俄国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主义》，《新潮》第 3 卷第 2 号）罗素到长沙讲学时，极力反对中国走俄国革命道路，宣扬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推行“基尔特社会主义”。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曾前去听讲。对罗素的观点，会员中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他们“展开了极详之讨论”。

萧子■在蒙达尼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同罗素的观点基本一致。一年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所发表的言论同罗素的观点也比较接近。但是，在短短的一年中，他的观点有了很大改变。由于这一时期，他认真学习了马恩的

《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著作。从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受到教益，从蒙达尼会议的辩论和挚友蔡和森的来信中得到启发，加上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所以，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所以掌握教育权，是同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构，占有银行、工厂企业和各种文化教育机关，控制着一切权力分不开。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他又肯定：“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这就是说，他已经认定：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革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削阶级“回心向善”的阶级调和论。他在信中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着他们对金钱、享乐的无止境的欲望。因此，对资本家进行“忠告运动”，要资本家放弃剥削，只是荒唐的梦想。他还独到地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这就是说，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实行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在这里，他完全抛弃了一年前所热衷的“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结论。

在毛泽东发出两封回信的同时，新民学会于 1921 年元旦，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同蒙达尼会议一样，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明确地表示他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一一进行批判：“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话虽说得不多，但言必有中，语不虚发，立场观点非常鲜明。

蒙达尼会议和长沙会议关于新民学会方针的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辩论，它是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在新民学会内部的深刻反映。通过这两次会议和通过讨论，毛泽东在理论上大大提高了一步。

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在历史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五四运动以后，《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明确了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这是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突破。现在，通过论战，毛泽东又确立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初步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问题是列宁主义的核心。一旦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他的整个立场观点便顺利地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得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结论。不论这时候他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多么粗浅，这毕竟是毛泽东从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根本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