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归根于“大本大源”

青年毛泽东在《批语》中一则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再则说：“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且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

把这两条批语联系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出，青年毛泽东肯定人生是肉体与灵魂的团聚。这种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思想渊源的。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张载说：“气于人，生而不离，死而游散者谓魂。”他们都认为气是生命的本质，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青年毛泽东继承了“聚散”之说，但并不主张“气”一元论，而是认定精神与物质“共存”，带有二元论的色彩。

毛泽东在《批语》中还写道：“即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并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 这就表明，他肯定世界上有物质与精神两种本原，后来他说自己早年曾经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就是指的这种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于自然观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界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 受自然法则之支配”。这种唯物主义倾向，在 1917 年所写的《研究》一文中有更充分的表述：“夫知识之事，认识世界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这就是说，我们的感觉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人的大脑。无疑的，这些都是清醒的唯物主义的认识。

然而，由于毛泽东当时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即令在体育问题上，他也还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在论及体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时，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这种比拟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就出现过。王夫之说：“车者形也，所载者神也。”人们一向认为， 这种论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如果加以过细推敲， 就不难看出，从这种比拟中还可能引出唯心主义的结论。试想，如果人的身体只是负载精神活动的某种容器，那末，精神难道不可以离开这种容器而进行单独的活动吗？事实上，青年毛泽东正是抱有这种看法。1916 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这就是说， 人的肉体停止活动以后，灵魂可以继续进行独立的活动。青年毛泽东的这种观点，与康德的二元论哲学有关。20 世纪初，康德哲学在我国风行一时。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蔡元培等，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和传播康德哲学。严复具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认识论方面，他接受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对陆王“心学”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又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

不可知的。梁启超宣扬康德的先验哲学，尤其不遗余力。他在《近世第一哲学家康德之学说》中认为，人的生命有两种：一是肉体生命，属于现象界， 受必然法则支配；一是本质生命，即“真我”或灵魂，它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在《新民说》中，他进一步将宋明理学与康德的先验论相比附，谓“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毛泽东多次谈到他青年时代曾经信奉过康德哲学。由于当时还没有人原原本本地翻译介绍过康德的原著，他所看到的主要是一些新康德主义的杂拌（如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以及梁启超等人提供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毛泽东在 1917 年研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写道：“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在这里，他也是把人生理解为五官肉体与心灵活动的复合。人死时，灵魂就会离开肉体“到别种世界去经验”。《批语》还写道：“人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之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挽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他仍然深信灵魂是不死的，所憾者不知其归宿。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指出的，这种灵魂不死的观点是一种最古老的唯心主义形式。在中国哲学史上，包括张载、王夫之等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还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念。毛泽东正是接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又把这种观念纳入二元论的轨道。

毛泽东《研究》一文的思想主流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和触及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唯心主义倾向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主要是由于在世界观方面，长期以来，老师们所口授心传和他自己所耳濡目染的，主要还是孔、孟、程、朱、陆、玉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它们在青年毛泽东的头脑中产生着错综复杂的影响。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讲《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采用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教本。但是，他“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7 页）在中西两个渊源中，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而宋明理学尤为杨昌济所推崇。

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蔡和森、张昆弟等经常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类》、《小学》等书，对朱熹和王守仁十分佩服。在与黎锦熙、萧子■通信时，他多次征引朱熹语录。当他游览朱熹讲学遗址时，还情不自禁地发出过“千载德犹馨”的赞语。（见罗章龙：《亢斋汗话》，刊长沙《湘江文艺》1980 年 2 期）

朱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太极”之理。他认为抓住了这个“理”，就是抓住了“大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刮落枝叶，栽培根本。”杨昌济服膺朱熹哲学，也强调要抓住“大本”，不过，他不把这个“大本”称为“太极”，而称之为“大原则”：“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 所谓贯通大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