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造哲学与普及哲学

通过近代历史人物的对比分析，毛泽东还得出了一个结论：救国救民乃至超凡入圣之道，都须着力抓“大本大源”。而抓“大本大源”又有两层意义：第一研究哲学，探求“宇宙之真理”，掌握贯通天道与人性的“大本一原之道”。第二义是普及哲学，即“倡学”。毛泽东谓“愚意所谓本源者， 倡学而已矣”，这是就第二义说的。又谓“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 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强调要“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即通过研究和普及哲学来“动天下之心”，把这看作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之图。

但是，毛泽东又认为各人心中所具之真理“有偏全之不同”：“圣人， 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 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在这里，他把是否探得“大本大源” 看作是上智下愚的分界线。上智者，“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盂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 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在他看来，超凡入圣的奥秘，全在于掌握“大本大源”。

我们知道，康有为一向以救世主自居，把群众看成“朴而愚”“蠢而野” “学问不进，智识不开”、“心思不发越，志意不绰胜”，难免当“亡国” 之民。（康有为：《公民自治篇》）梁启超更把中国人民称为“四百兆（四亿）群盲”，把革命群众运动视为“一呼而蜂蚁集，一哄而鸟兽散，不顾大局，徒以累国。”（梁启超：《新民说·论毅力》）在康梁的思想影响下， 毛泽东那时也曾把人民群众称之为“愚人”。他认为一般愚人“不得大本”， 他们的眼光狭隘，行动有盲目性，“缺乏高尚之智德”。“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斗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这类愚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往往像“商货”、“土木”一般地被人“颠倒”和“播弄”。这种遭遇实在可悲可悯，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创造历史的积极力量。

青年毛泽东恳切地期待圣贤出世，担当起拯救“小人”的重任。但圣贤对待人生也有两种态度，巢父和许由离群索居，独善其身，是“出世”的态度，毛泽东坚持“入世”的态度。他说：“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陷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 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他觉得圣贤不应该独善其身，而应该以慈悲为怀，尽力把广大群众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怎样解救群众的苦难呢？康梁等人的原则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康有为激烈地攻击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强调中国须以此作为殷鉴，否则一旦发生革命，就将使“中国之亡益速”；梁启超也认为法国革命是“暴民政治”，是“洪水猛兽”，中国决不能走法国式的革命道路。欲救中国必

跳出康梁的窠臼。他在 1916 年 7 月 25 日写给萧子■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 “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前车不远，即在辛亥。”这表现了他对暴力革命深怀疑惧。在 1917 年 9 月 22 日他和张昆弟谈话时说：“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段话表明他所赞成的是运用“批判的武器” 来除旧布新，而所疑虑的是运用“武器的批判”来进行暴力革命。归根到底， 还是离不开康梁所提倡的“新民”、“变化民质”的路子。不过，这时候他又认为康梁只是抓住了一些枝叶，没有抓住根本。根本的办法是从抓“大本大源”入手。他说：“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 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 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认为一旦哲学得到改造和普及， “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彼。”这样就超脱尘俗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