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鲁传》批语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从小目睹旧社会贫苦农民在封建统治下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悲惨处境，早就立下了要以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按平等与平均原则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宏伟抱负。五四前后，他有过无政府的梦想，作过“工读互助”的尝试，还设计过建设”新村”的详细方案。革命战争年代，他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他觉得那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生活。进城以后，以苏联为榜样，改行薪金制、军衔制，他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1956 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他消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试图构思一个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构思的过程中，早年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又重新浮现在眼前。大同理想如何实现？最新最美的图画如何着笔？他的想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搞人民公社。

早在 1955 年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时，毛泽东就有将农业社规模加以扩大的打算。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又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4 月，根据他的意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5—6 月，由河南遂平县、平舆县带头，将农业社归并为六千户至九千户的大社。

月 1 日，陈伯达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中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就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7 月 16 日，陈伯达又在《红旗》第四期发表了他在北京大学为纪念中共诞生三十八周年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传达了毛的重要指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

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1958 年 8 月 13 日）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呼声响彻全国上下，各地都出现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月底，有的省便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方甚至声称他们的公社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会议所作的讲话中，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出现了大办公社的热潮。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于是，接连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共产风”。这几个会议都是降温的会议。全会并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然而，降温的幅度是有限的。相反地，在这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连就《张鲁传》作了批语和谈话，所吐露的恰恰是“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的急切心情。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

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内部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由来已久了。

这是第一次提到张鲁，着重讲“吃饭不要钱”，称赞那是由来已久的社

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作风。

同年 12 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翻读《三国志·张鲁传》，并于 7 日留下随手批写又随手涂掉的一段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多了。

在这里，他把张鲁的神道治病同人民公社的群众性医疗运动，“置义舍”

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写上又涂掉，可能是嫌这段话还不足以准确地表述他读《张鲁传》所引发的许多思绪和联想罢！

三天以后，即 12 月 10 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又重读了《张鲁传》并作了近三百字的一段批语：

我国从汉未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吏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如，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待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这一段批语，看来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

“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小农经济土壤

心内容与根本线索。虽然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有所警惕和批评，并曾采取措施，纠正已经察觉到的某些明显失误。但是，他的灵魂深处，却仍然对历史上的五斗米道有着衷心向慕与依恋之情。他力图从那种平等与平均的理想出发，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这种“左”倾理论与政策 1959 年遭到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统统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纠“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1962 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前段“左” 倾错误作了较为认真的反思，毛泽东又疑窦丛生，自此逐渐滋长了对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的不信任感。1964 年 12 月至 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主要矛看的提法出现分歧。此后，中央一线的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遇到问题不再与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通气，而是积极支持林彪的“活学活用”与江青暗中策划的写作活动。中共中央表面上还是一个统一体，但实际上已开始走向分裂。这种分裂，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权力斗争。应该看到。权力斗争的背后，的确有思想路线和文化取向的分歧。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失误，毛、刘都负有责任。大跃进和公社化失误以后，刘少奇等开始进行比较认真的反思与纠偏，毛泽东却仍然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恋恋不舍。矛盾与分歧有逐渐加深之势。如何解决矛盾，清除分歧呢？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苦思焦索，终于决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