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圣贤独得“大本”

“天下之生民备为宇宙之一体”，但其品位有不同层次。青年毛泽东在

《第三札》中，按孟子所说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将人划分为“看子”“小人”两类。君子“养其大体”，是劳心者和统治者。小人“养其小体”，是劳力者和被统治者。小人从事各项具体的职业，终日经营忙碌，他们“不得大本”，缺乏“高尚之智德”，所以在精神方面又归属于“愚人”一类。

对“养其大体”而又居于社会上层的“君子”，毛泽东在《讲堂录》中遵从师训，将他们又划分为“传教之人”和“办事之人”两类。“传教之人” 的最高典范是孔孟、程朱、陆王，他们致力于究明真理，宏扬教化，泽被千秋万代，故被尊为圣人。《研究》写道：“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正是这种观点的典型表述。

至于“办事之人”，尊奉圣贤之所垂教，也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他们无心穷究“宇宙之真理”，也达不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真理的圣贤。“帝王，一代帝王， 圣贤，百代帝王。”帝王将相与英雄豪杰（“办事之人”）即令功业彪炳， 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仍不能与圣贤相提并论。

在《第三札》中，毛泽东对这种圣贤创造历史的观点作了更为系统的发挥：“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为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 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 毛泽东认为真正探得“大本大源”的只有“曾文正”。“文正”是清王朝加给曾国藩的谥号，此人一向崇奉孔、孟、程、朱之学，以“转移风气而陶铸一世之人”自命，他在学术上虽然没有很多建树，但却善于将程朱义理与现实斗争相结合，使之成为护卫纲常名教、镇压太平军的精神武器。因此，他历来被士大夫们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杨昌济也反复研读过曾国藩的著作，手抄其《求阙斋日记》。1915 年 4 月 5 日， 杨昌济与毛泽东谈心以后，还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个高材生的殷切期望： “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的生平和著作，写过不少批语和笔记。如《讲堂录》中，就有一些曾氏语录。还记下了曾氏《圣哲画相记》中的三十二圣哲，和曾氏所倡导的立身行事的“八本”，奉之为信条。在 1915 年 9 月 6 日给萧子■的信中，更极口称赞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尽抢四部精要”，“孕群籍而抱万有”。读此书以通经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施于内而遍于外”，故奉之为国学津梁。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当他把曾国藩对比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历史人物进行衡量时，便断言，独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