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召大家做的领导机关要先做

早在 1949 年政务院刚成立不久，周总理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谈到要克服当前我国存在的经济困难的时候说：工作不多的同志不仅要学习，还要挤出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劳动可以改变思想意识。这样开支便可减少，胜利中的困难便可克服。他还说：在中央机关中提倡生产劳动、学习，以身作则，它的政治影响很大，各地便可效法。

帝国主义者视新中国为眼中钉，总想把她扼杀、推翻。1950 年美国帝国主义不顾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一意孤行，不断扩大侵朝战争，疯狂轰炸我国东北地区东北已成为抗美援朝的前沿，亟需增派干部，加强力量。在这种形势下，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1 月 3 日政务院向所属各机关进行了动员，号召政务院各机关的干部首先报名北上，去东北工作。这个号召一发出，广大干部，包括部长、副部长、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部积极响应，纷纷报名。几天之内，所有机关都报了名，有的机关几乎百分之百的干部报了名。经各机关研究最后批准去东北工作的共有 2492 人。其中

共产党员 843 人，青年团员 634 人，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干部 1015 人。11 月

13 日政务院举行了欢送大会，周总理作了报告，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介绍了朝鲜战况和东北局势及工作情况。

建国初期，工人失业情况比较严重，上海尤甚。周总理得知后，首先指示政务院所属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每人捐助小米 2 斤，由财政部折款汇总寄上海市总工会收转，以解决上海失业工人生活之急需。

为了检查政务院带头执行精简节约的情况，1950 年 7 月，根据周总理指示，由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牵头，包括部分政务委员，组成了精简节约检查小组专门对政务院及所属各部门进行了检查。12 月，周总理在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上听取了刘景范作的关于检查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政府各部门一般都保持了廉洁朴素，对人民负责的作风，大多数干部都能体谅国家财政困难，无所怨言，并能吃苦耐劳积极工作。报告中指出存在的问题是：有的机构庞大，人力浪费，有的人不遵守财政制度，铺张浪费，甚至少数人贪污等。

周总理听完报告在讨论中发言说：一年来各部门工作成绩都是很大的，困难也不少，但对存在的问题，绝不能掩盖起来。要继续带头搞好精简节约，从政务院到国务院初期，周总理一直要求政务院和国务院机关本身，实行精简、提高效率的原则。

周总理对机关工作了如指掌，相对来说，政务院成立初期，秘书厅编制比较大一些，他并不主张这些机构精简。他在 1951 年一次政务会议上谈到编制对说：秘书厅，办公厅这类机构的编制比较大些，在今天是有根源的，因为我们今天还处在恢复时期，计划性少些。计划性少了，公文电报就会多，以后建设工作开始，计划性会慢慢加强，到那时，秘书厅、办公厅这类机构也就会缩小。

尽管如此，在周总理的机构要精简，工作效率要提高的思想指导下，每次党和政府决定精简机构、紧缩编制时，秘书厅、机关事务管理局、总理办公室，都进行了精简，改进了工作。秘书厅（包括当时与其平行设置的机要处）1951 年 9 月共有人员 420 人，经过精简，到 1952 年 7 月减为 233 人；

机关事务管理局 1951 年 9 月 893 人，1952 年 7 月减为 432 人；总理办公室

1951 年 9 月 44 人，到 1952 年 7 月减为 35 人（包括兼职的主任、副主任、秘书和卫士）。

以当时秘书厅为例，撤销了厅办公室、机要室、公报编辑室，将公文运转（拆封、登记、分办、催办）、打字、内外收发、通信等合并为一个文书收发科。减少了环节，改进了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如文书收发科 1952

年以前共有 43 人，经过两次精简，到 1953 年 11 月减为 28 人，其中打字员

由原来的 12 人减为 5 人；由于创建了交换站，通信员从原来的十几人减为 7

人。1953 年 12 月 15 日周总理来到文书科当听到人员大大减少时，赞扬了大家改进工作的精神。

1954 年国务院成立以后，秘书厅的机构变化不大。这时，由于国务院成立了八个办公室，其中第三、四、五、六、八办公室均在中南海办公，文书收发的任务大增，在打字、通信方面的编制有所增加。到 1956 年、1957 年再次精简机构时，根据总理的号召，秘书厅将机要处撤销，一部分任务井到中央机要局，一部分任务并到秘书处，减少了人员。后来又撤销了资料室，增加了一个法律室（由作为直属机构的法制局缩小并入秘书厅）。1958 年党中央号召干部下放劳动锻炼时，国务院机关根据周总理的号召和布置，绝大部分干部都报了名，经领导批准，又抽出大批人员下放锻炼。仅秘书厅的秘书处和总理办公室就下放了 27 人之多。

总理办公室，从仟国初期精简后，比较长的时期稳定在 25 人（包括打字员在内）。各部门的领导同志都非常满意总理身边的这个机构，他们认为紧急问题，随时都能通过这里和总理取得联系。周总理对这样一个人不多、能帮助他同各方面联系的机构也很满意，他曾作为经验向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进行介绍。同时他也深感内疚地说：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把这些同志累坏了，这怨我的工作方法不好。就是这样的机构，总理为了全局利益，为了各机关都能认真执行党的精简政策，每当党和政府提出精简时，他都身体力行，带头精简。经过几次精简，到 60 年代初期只剩下 12 人，“四清”蹲点

时，又下去 6 人。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我在报告里①提出机关革命化，要精简，我自己不带头，那你怎么说服别人呢？

周总理也有不许国务院带头的事情。这就是在大兴土木修建问题上。国务院会议厅，一直是周总理召开政务院和国务院会议的地方，光线阴

暗、面积狭小。有关领导曾建议通过改建扩大这个会议厅，总理不同意，后来国务院机关的有关部门，自己动手，将室内两头的隔断打掉，稍加修理，增加了一些会议桌椅。总理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后来，有人提出盖政府大楼，把国务院会议厅和办公室一起解决，总理坚决不赞成。他曾对薄一波讲，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西花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府大楼。

在筹备建国十周年的“十大建筑”过程中，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有关部门又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并且还提出了在府右街西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修建人楼的设计图纸。总理看到盖办公大楼方案后，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了解盖大楼的情况。高登榜把盖办公大楼的几种设想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又一次严肃

① 指 1964 年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

以后，总理在国务院的会议上，一有机会便以有人建议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究“排场” 的思想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