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

路德的“服从世俗权威”的看法，使他在 1525 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中与站在农民对立的立场上。对于德国农民战争的过程，路德是十分清楚

② 参阅同上书，第 141—153 页。

① 参阅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1—153

页。

② 参阅朱孝远：《神法、公社和政府：德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1—153

页。

① 《路德全集》（“Invocavitpredigten”，in WA 10/Ⅲ：9，ii，10—13）。

的。路德无疑是收到了农民向他呈送的上士瓦本地区的《十二条款》的，他的反应是《呼吁和平》一文。他还知道士瓦本同盟和康斯坦茨湖联盟 4 月 17 日订立的《魏因加滕条款》，他认为这个条款很重要，是一种和平解决冲突的典范。他把文件重印了几次，还加上前言，在 5 月初出版。他也清楚 1525

年 3 月签定的梅明根条约。在这个文件中，农民向神法的专家们进行了呼吁。这个文件几乎列出了所有宗教改革家的名字，头一个名字就是马丁·路德。在《呼吁和平》一文中，路德抄录了这个姓名表格，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名字。此外，路德是认识闵采尔的，更熟悉闵采尔的著作和观点。他知道在米尔豪森和图林根发生的事件。1525 年 4 月 16 日至 5 月 6 日，路德正好在图林根。他准备去埃斯莱本建立一所新的拉丁语学校。他曾被农民包围，后来他脱身了。

路德写了论德国农民战争的专论多篇，还不包括其他的提及农民战争的著作，主要有：一、写于 1525 年 4 月底的《呼吁和平》，在这篇文章中他要求贵族同情和考虑农民的要求，并要求农民克制，停止战斗。二、路德关于《魏因加滕条约》的按语，正式印刷发表于 4 月 22 日。三、5 月 6 日他写的反对农民的宣言；《反对农民的抢劫和屠杀行径》。四、闵采尔被俘之后，他的一些著作和信件落入贵族之手，路德从别人那儿得到抄本，阅后加上自己的按语，编成文集出版，名为《一个恐怖的故事和上帝对托马斯·闵采尔的审判》。五、在路德的《反对农民的抢劫和屠杀行径》一文出版后，其他改革家都认为路德过于偏激，要求他修正自己的观点，然而路德坚决不改初衷，在 7 月中旬，他写了《关于坚决反对农民一书的公开信》。在信中他详细地叙述了他反对农民的观点。这是他关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篇论文。他的反农民观点至死也没有改变。

《呼吁和平》一文比较温和，没有激烈地反对农民。他解释《呼吁和平》一文的写作动机时说：“因为我是在这个世界上享有声誉的《圣经》的解释者，特别是农民们指名要我作答，我就有勇气和信心来谈我的观点。我是在友好的、基督教的精神鼓舞下写作的，我出于一种兄弟之爱。”不过，路德坚决不赞成推翻诸侯、贵族的统治。路德认为农民的行为没有同他倡导的福音相吻合，他借口说福音的本质是和平，而农民的行为是造反，因此农民的造反行为不合神法和宗教原则。路德向农民呼吁和平，但却向贵族呼吁镇压。他要贵族象打疯狗似的镇压任何一个胆敢反抗的农民。果然，在一个月后，贵族就采取行动，使用暴力残酷屠杀了起义军。

路德与农民起义者的分歧，主要是“当统治者成为暴君的时候，人民有没有权力反对他们？”路德认为对世俗权威的服从是绝对的，即使统治者多行不义也要对他们服从。例如，一本无名氏撰写的《致全体德国农民书》的作者却认为，把“服从”一词的含义扩展得无边无际，就是把它变成了一种虚伪玩偶，更把人民变成了傻瓜。宣传服从本身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稻草人，有人却在狂欢舞会上把它挥个不停。这些人确实引用了《圣经》和法律书，

不过上帝从来没有赋予他们足够的仁爱，使他们明白究竟什么才是一个政府。

路德把“抵制暴君”的权力局限在“精神”方面。他指出，当政府在精神的问题上违背了上帝时，人有反抗的权力。但是，这种反抗须是被动的和个人化的，不能是集体的、积极的造反。路德的理由是，神法认为人们“必须服从父母”，即便他们是要“否认上帝，抛弃上帝之言。”

在特殊情景下，路德也承认应对统治者的不义行为，“为了神的缘故” 进行抵制。如当皇帝和教皇准备侵犯萨克森的时候，路德说根据神法萨克森诸侯可以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但是，路德十分强调这是世俗权威之间的事，而不是人民的事。如果人民起来干同样的事，路德就坚决主张对他们惩罚，因为他们违背了“服从原则”。

农民怎样看待路德的行为呢？有一份德国农民战争时期的传单《致全体德国农民书》的作者说：“不要被那些血腥家伙误导，他们诅咒你们是‘背信弃义的造反者’，说你们反对你们世袭的领主。不要被他们的辱骂折服。这一小撮家伙舍此之外是别无伎俩的。”“总之，让他们随心去说吧。没有基督徒和好的统治者会遭到他臣民的反叛。起义的发生总是针对那些罪恶的、不敬神的暴君。所需的是公正地统治你的人民的智慧和分辩是非的能力，否则，谁能审理和统治你的伟大的人民？”对基督教的自由真正产生误解的是路德，而不是 1525 年的革命者。路德认为如果人民发动了社会革命，他的宗教改革就会毁灭。他因此把他的宗教改革运动与人民起义完全对立了起来。不过，还有比这更为深刻的原因。路德宗教改革的政治目标是：支持诸侯掌握政府和教会的权力，通过诸侯和贵族建立社会秩序。正是路德的这种政治目标，使他与 1525 年革命完全对立，这是路德反对德国农民战争的真正原因。

虽然路德否认他和德国农民战争之间的联系，但从德国农民战争的角度看，能否说农民战争仍然是受了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以至于它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更高阶段”或“激进派别”？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比较两个运动的政治目标才能说明。

宗教改革运动确实影响了德国农民战争。路德为民众运动提供了两样东西：第一是他自己的《圣经》主义，这增强了人民以神法为基督教秩序的观念。第二是远比他的神学影响更大的个人榜样。作为一个反叛者，他反对了基督教王国两大权威，即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教皇。路德虽对民众运动产生影响，但路德的神法显然与德国农民战争起义者所解释的神法具有不同性质。以下一些方面，都可表明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在目标和性质上存在着根本差别。

路德既反对皇帝和教皇又竭力要维护封建秩序的立场，只有从当时他所处的背景和他的政治目标中才能找到一种解释。首先，路德所在的萨克森，是一个既不完全封建割据又没有强有力的王权专制制度的社会。那种社会既

缺乏强大的王权和特别强大的贵族，也没有十分发展成熟的农民村社组织。路德虽然知道在瑞士有“许多普通人自己统治自己”，但总的说来，路德还是认为社会应由国王、诸侯、贵族来统治。他说：“人与人是不能平等的，一些是自由的，一些是被人奴役的，一些是领主，另一些是臣民。”这正是他所处的萨克森地区社会的真实写照。最重要的是：皇帝对路德宗教改革运动持反对态度，而积极支持他的正是诸侯和贵族。

其次，路德是一个僧侣，他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僧侣的宗教改革。他从僧侣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如果教会独立发展世俗化的权力，会导致教会的腐败。为了灵魂得救的问题，他主张教会应由世俗权威来管辖。路德还受到《圣经》的影响，《圣经》中说“奴仆永远应当不凌驾于他的主人之上。”（《马太福音》10：24）人民因此不能为自己免去残酷的负担。谁要是反对统治者谁就是反对上帝的秩序，那他自己必会因此受审。贵族统治者是上帝的仆人，人民必须向世俗统治者交纳赋税，履行各种义务。总之，不服从统治者是一项可怕的罪行。没有世俗政府，人类很早以前就已毁灭，因为它抵御不住邪恶者的破坏。人心本来就倾向于恶，会象毒虫一样吞食自己，或象毒蛇和疯狗一样互相争斗。

第三，路德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缺乏改革世俗社会的热情，对人类社会的基督教化只认为是一种美好理想，而不认为会真正实现。所以，他主张把宗教问题同世俗问题完全分开，认为不可能在人间建立起“人间基督教王国”或“人间天国”。在路德那里，人间是互相厮裂着的，所以要由傲慢的、专横的统治者来统治，以免彻底落到魔鬼手里。路德说：“当政府没有声望的时候，和平就不能取得。没有和平，就没有人可以生活和做事，这时人人愤怒，小偷、强盗、暴力等各种邪恶就出来了，人们更不会教导上帝之言，宣扬敬畏上帝。⋯⋯但是上帝自己会惩罚那些邪恶的统治者的，会对他们绳之以律法。他将是他们的法官和主人。上帝会把他们找出来，他比任何别人干得更加好，在世界之初他就这么干了。”①

由于这样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路德，希望通过皇帝、诸侯来建立社会秩序。路德所说的政府，不是指皇帝和教皇，而是指地方范围内的诸侯、贵族和领主。1529 年，路德写道：“领主处于父亲的位置上来行使父亲般的权力，所以《圣经》把他们称为‘父亲’，因为他们以父亲身份掌握权力，像父亲一样关照人民。正如许多年以前，罗马人和其他的人把家庭中的领主和贵夫人称为‘家里的父亲和母亲’，所以，人们也称他们的诸侯和统治者为‘他们国家的父亲们。’”② 路德所赞同的政府，是“父亲们的统治”，这是一种封建领主秩序，不是近代意义上统一的民族国家。可以说，路德的“父亲般”的统治是指诸侯、贵族的统治地位神圣不可侵犯。

① 《路德全集》（“Commentary on psalm 82，1530，”WA31/1：192.21—25）。

② 《路德全集》（“Deudsch[Grosser]Catechismus，1529，”in WA 19：152，Ⅱ，20—35）。

路德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使他的宗教改革有别于人民的宗教改革。路德用“两个世界”的理论来解释精神上的自由不等于世俗事务上的自由，天堂和人间必须分开，人们必须服从世俗的统治者。人民的宗教改革，则坚持认为废除诸侯、贵族的统治是建立基督教新秩序的前提。这个根本性分歧导致路德与人民的宗教改革运动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