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时代的背景：资本主义兴起

15、16 世纪，世界宗教进入改革时代不是出于偶然，这同封建主义的衰落、资本主义兴起有着直接联系。从 14 世纪起，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开始称自己的时代为“黄金时代”。学术和科学蓬勃发展，令人们对近代文明的晨曦充满赞美之情。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德国农民战争、海外探险和殖民运动，似乎要向人们证明：新兴变革力量正在中世纪的母体中不安地骚动，尽管中世纪的旧秩序，权力结构、财产结构、法律规范、道德体系和宗教制度仍然存在，但已缺乏强有力的利爪和凶猛力量，可以用来消除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各方面的危机。封建主义表现出各种衰败的症状。封君封臣关系只停留在名义上，对封建主的忠诚已经消失。基督教会依然存在，但教会本身的纯洁性和教会在灵魂得救中的神圣作用已被普遍怀疑。贵族的封号仍然受到尊敬，但其权力、职业、谱系、特权、财产已不再具备严格的等级规定性。另一方面，新的社会制度蓬勃兴起，在经济上，货币商品关系日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制度开始产生。在政治上，近代民族国家不断出现。简言之，这个时期，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已经处在新旧社会交替的门槛上。能否跨越这个门槛，进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关键要看能否有一种替补的力量，用来修补或取代已经衰败了的封建秩序。

这个时期明显的社会特征，是新的社会结构在蓬勃兴起，但各种旧的利益集团都无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要把社会引向较有发展前途的近代文明，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时比较流行的词汇如“复兴”、“改革”、“公正”、“神法”、“基督教之爱”等，包含着惊叹社会衰败，企图寻找振兴社会新元素的心态。这种复兴计划，本质是撇开旧的腐败体制，在其之外发展新的社会机制。大约从 14 世纪起，这项工作变得极为重要和富有创新精神，使得制度方面出现多种结构。在政治制度方面，重要的有帝国制、君主制、等

级议会制、城市共和国、诸侯公国模式，诸侯领地等。宗教领域有多种神学理论和教会组织。在经济方面，农业、商业、工业和海外事业齐头并举，经营方面包括了从再版农奴制到资本主义经营一系列相当不同的模式。在人口、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出现了社会分化。这些发展，现在看来是极富魅力的，因为在这种丰富多彩的创造活动中，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秩序和事物内在的合理性。在追溯欧洲近代化的过程时，一种深切的感受就是，我们开始面对一个复杂的、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在于：如何从这些众多的结构中，寻找出欧洲文明发展的动因？

15、16 世纪，是西欧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意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封建领主、附庸政治制度的衰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主教会的危机和改革，农村社会秩序的调整，这一切都表明一个转折时代的到来。这个转折时代的特征，必然是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机会和希望，另一方面又带来忧虑和不稳定。这个过渡时期中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寻找一种出路，各个阶层都在为自己将来的利益奋战。政治方面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封建制度衰退、中央化的君主政府兴起和社区化运动高涨。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央化、官僚化的政府的发展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它制造出国家和臣民的关系，用以取代封臣制、贵族割据、社区自治和“罗马教会世界王国”。这样的发展需要国家从私家政治向关心公共利益的公共政府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对君主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二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即 15、16 世纪的社区主义运动，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自我保护和联合，发展出新的“普通人”的合作机制，用以抵制国家和贵族的侵占。这一种自下而上地推进政治改革的企图不容忽视，因为它虽然不是政治近代化的起点，却是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基础。

正在衰败着的封建秩序，决无力量把人们从焦急、混乱中拯救出来。15、16 世纪，贵族和君主的斗争削弱了政治上的统一，彻底铰断了建立在封君封

臣关系上的传统封建契约关系。贵族从 13 世纪起就曾制订各种法规，限制君权的扩张。他们现在认真对抗君主势力，不再像以往那样忠诚地为封君效忠。骑士的失落感最大，他们公开起来叛乱，成为一种社会动荡的因素。国王必须依靠雇佣军才能维持，他们个人的威望、封君关系已经不足以保证自己的政治权威。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围绕着争夺政权和财产展开激烈角逐，时有诸侯领地被侵夺，时有公爵被赶跑，时有贵族流浪国外。

经济上同样发生巨大变革。商业化的浪潮向四处卷去，所到之处，贵族被迫改变经营方式，僧侣也开始进行商业投机，农民的生活开始围绕着价格而上下波动。城乡关系不是缓和而是激化了，穷人大批出现。商品化的浪潮刺激欧洲人进行海外探险，企图依靠对海外民族的掠夺来积累工商业发展亟需的资本。欧洲各地的贸易市场和世界贸易市场蓬勃兴起，刺激着商品化的农业和手工业崛起。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涉及到许多人的生活、盼望和命运。这时，我们还看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如城市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济方面的调整无疑给西欧社会注入活力，使欧洲经济找到

一条出路。人的生活也发生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统治者对人民加剧剥削，城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之间又出现新的不平衡性。

贫富分化在加强，富人们联成一个富人贵族阶级，而城市平民、农民也联合了起来，组成普通人的阵营。政治的动荡和经济的冲击，对以往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大改组。僧侣、贵族、农民这三种基本的封建等级失去了自己的等级规定性，等级关系向阶级关系过渡。富人、有权者组成了权威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了“普通人”的阵营。在普通人之下还有一个为数巨大的穷人阶层，穷人向四面八方涌来涌去，出现流民潮。穷人阶层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力价格低下，富人变得更富，穷人无立锥之地。

生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大动荡之中的人们，普遍感到信仰危机和不安全感。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在大街上谈论时事，免得遭到不测。在欧洲的中部出现了对死神的崇拜，死神舞蹈的宣传木刻画比比皆是。在意大利距罗马城并不太远的地方，一些人在深夜之中没命地奔跑，他们是一些男巫，自以为在保护庄稼、在为人类的利益同魔鬼进行坚持不懈的夜之战，直到罗马教会的宗教裁判所把他们当做异端而处以死刑。人文主义的思想家渴望通过教育来恢复人间的道德，而另外的一些人如马基雅维里和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则对人间的罪恶不再抱有幻想，前者正式宣布人性是邪恶的，后者把希望寄托于同冥冥天国中的基督的神秘交往。无论是僧侣还是俗人，都在盼望一种新的法律和道德秩序，正如他们盼望一种良好的宗教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商人们现在却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握有巨大的金钱和强大的政权。在城市中，城市贵族控制一切，他们精心选择如何用金钱换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把子女送去经商或上学，后者直接进入教会和政府的核心部门，成为一代新贵。商人们和君主、贵族合作，开始在等级会议或政府内阁中有了发言权。商人们可以用金钱换得贵族的称号，可以用金钱购得土地，可以任意控制物价，可以用高利贷不顾道义地剥削平民百姓。商人的行为遭到贵族世家的不齿和广大农民的痛恨，但大家对他们又无可奈何。贵族要向商人们借贷，农民们的生计在某种程度上正受着商人的控制。一种新的对立关系正在形成。

这一时期，基督教和教会起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罗马教廷的危机、福音运动和《圣经》主义、僧侣的宗教改革和农民、市民、贵族、国王的宗教改革。一是神学方面的问题：如什么是基督教的新基础，教会的权威如何回归“纯粹的上帝之言”。二是教会的组织问题：物质的、世俗化了的教会如何向精神的、不可见的教会过渡。国王、诸侯、城市和乡村也有实现教会国家化、地区化、社区化的企图，希望把教会掌握在自己手里。宗教改革家企图把教会的世俗成份还给世俗的政治权威，希望宗教能脱离世俗权力，找到与新时代的社会体制共存在的新基础。

这一时期文化上的成就是十分令人注目的，人们获得了新的文化和新的

思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对社会文明建设做出贡献，可以归结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人文主义思想不仅在意大利地区促进了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发展，更在中欧和瑞士同加尔文、慈温利派的宗教改革有所交叉，成为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从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救国的计划到慈温利、加尔文和闵采尔等人的宗教改革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联系，但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出身的僧侣路德又另当别论。路德视自己的理论为“精神性”的，批判农民企图把他的理论“物欲化”。农民也提出了自己的基督教理论，把神学解释为众人平等，认为神法可促进公共利益、基督教兄弟之爱。农民基督教无疑是一种新的信仰，通过用神之法取代古之法，农民找到一种强化社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人文主义同宗教改革之间的复杂联系，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实在的、非神秘的联系，都证明这一时代人们在文化上、政治思想上有所建树。

15、16 世纪活字印刷在欧洲各地流行，出现了廉价书籍。印刷术在中国公元 5 世纪就已发明，而西欧习惯于雕版印刷，所以成本很高。在 15 世纪时，一个金匠约翰·古登堡首次在西欧采用活字印刷。活字印刷代替雕版印刷，它可以连续使用，成本很低，弗兰西斯·培根说这是三大伟大发明之一，它们（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改变了世界各国处境”。印刷在教育、宣传和扫除文盲中起重要作用。活字印刷在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使西欧同传统的农业社会告别。印刷的作用是传播知识和新的概念，这样就抵制了中世纪时代的封闭和孤陋寡闻。这种新技术使得书籍印数剧增，过去印一本《圣经》需要 10—15 年的抄写时间。历史学家指出，在采用活字印刷以后的 50 年中，印刷的图书量等于欧洲过去几千年所有的图书总量。从书籍的内容看，在 1589 年巴黎出版的 169 本书中，有 32％是文学作品，29％是宗教，

16％是历史，13％是艺术和科学。在 1645 年出版的 456 本书中，38％是宗教，24％是文学，18％是历史，7％是科学。这两项加在一起，有 1/3 的书是关于宗教方面的。书籍每版的印数，一般是 1250—1500 本，而且主要是用拉丁文写的，不过民族语言也在发展。1564 到 1600 年，法兰克福图书市场共有 15000 本德国出版的书籍，其中有 1/3 是德文写的。在 1601—1605

年的 1334 本书中，有 813 本是拉丁文写的，有 422 本是德文写的。

这个时期，教育事业发展很快。通过学校教育和教科书来传播的文化，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并且得到普及，而不再是少数人所掌握的技能。教育在西欧向近代社会过渡中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各个国家、各个诸侯领地和农民战争的纲领中，都把教育看作是发展国家力量的重要环节。这种对教育的重视，与中世纪人们视教育为一种贵族修养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不仅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一个近代社会离不开科学、技术，还因为如果教育不进行发展，近代的政府、工商业就无法启动。

中世纪虽然也提倡识字，但只是进行宗教服务的一种资格。近代前期，识字成为一种文化需要。许多中世纪的君主和僧侣都是文盲，他们不是无

知，因为有人给他们阅读。这时期识字成为普遍。1483 年约克的大主教说： “年轻人必须学习技术和其他关于实际事务的知识。”教会一般控制了教育。随着教育的发展，人口中的识字率提高了。1642 年，一份 1265 人抗议英国萨里郡政府的文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签了名。在 16 世纪法国的纳博讷，资产阶级中的识字人达到 90％，在城市手工工匠中识字人数达到 65％，在农村人口中达到 10—30％。伦敦在 1640 年的识字率为 78％，在农村为 38

％。在德国识字率很低，只占人口的 5％。1533 年，托马斯·莫尔说 3/5 的英国人可以读英文。15、16 世纪是大学兴起之时。在德国有迪灵根（1554 年）、耶拿（1558 年）、亨普斯特德（1569 年）、维尔茨堡（1582 年）赫波伦（1584 年）、格拉茨（1586 年）等大学；荷兰有莱顿（1575 年）、弗兰克（1585 年）、格罗宁根（1614 年）、哈德维克（1600 年）和乌得勒支

（1636 年）等大学；在英国有爱丁堡大学（1583 年）、新教学院阿伯丁（1593 年）。老的大学也在扩张，剑桥大学的学生从 1564 年的 1267 人增加到 1622

年的 2050 人。

这一时期，社会革命连绵不断。革命首先起于下层民众，德国农民战争可以看成是普通人从改革走向革命的转折点。既然自己的要求无法在改革模式中实现，那么大规模的革命就是可能的、必然的。这些运动体现了人民的力量，即知识分子、改革者、市民和农民的力量。德国农民战争中，人民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农民的政治意识有所加强。这说明社会虽在发展中，但社会又在剧烈的冲突中。改革和革命的联系，要求我们既要重视这些方向互不一致的社会力量，又要作综合性的考察，这样才能理解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所有这一切，说明一个资本主义的新时代正在脱颖而出。这些互相交织和影响着的要素之一，就是宗教和教会。从整体上看，社会是运动着的。各种因素之间既独立发展，又形成一种互动结构，如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两者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国王和贵族的旧脑筋，通过战争和奢侈生活大肆挥霍了来之不易的经济基础，这不仅使得西班牙、葡萄牙诸国未兴即衰，而且还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的不能统一，尤其还拖跨了意大利的银行。在比较开明的英、法，社会发展迅速，原因是市民阶级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君主制度也比较开明，比较少地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