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的神学观点

加尔文的宗教思想同路德很相似，但加尔文是来自于君权专制的法国，成长于社区政治唯一成功的地方瑞士，所以具有了专制主义和社区主义的混合精神，不像路德来自于政治分裂、封建气氛浓厚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小城。从学术渊源上看，路德来自于、得益于奥古斯丁修道院精神的熏陶，而加尔文身上更受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影响和法律教育的影响，所以在加尔文的思想中，对俗世的改革一直处在重要地位，他的理想中具有建立人间天国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精神。

加尔文和路德都强调人的原罪，指出在宗教信仰和灵魂得救问题上人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因为功德不能帮助人们灵魂得救。他们都只接受洗礼和圣餐两项圣仪，并都主张所有的职业和地位在上帝的眼中是平等无二的。加尔文和路德都期望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都把圣徒保罗和奥

古斯丁的学说看作是神学理论的基础，认为人是靠信仰得救的，由于人类自己的弱点不能自救，所以灵魂得救是上帝给人的无偿恩赐。

前定论是加尔文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路德那里已经有前定论的影子，但在加尔文那里，前定论发展为系统理论。路德以信称义的学说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拥护前定论，然而路德只论述了人的得救是前定的，但拒绝人的灵魂不得救也是前定的，因为上帝不可能导致人类犯罪。加尔文则认为不应当作这样一种区分，如果人们真的信仰上帝，那么他必须完全相信上帝。如果人堕落了，他应当赞美上帝的公正，因为上帝给他的惩罚是公正的，符合他的罪行的；如果人得救了，那么他也要赞美上帝的慈悲，因为灵魂得救不是他自己的力量，而是来自于上帝对他的无偿恩赐。不管哪一种结果，都是前定的，没有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一切来自上帝的审判，由上帝决定是否要让一些有罪的人进入天国。这样，加尔文就回答了神学的一个难题：为什么有罪的人类可以获得拯救。原因不是人们自己的功德，而是上帝的恩赐和拯救。

加尔文在《基督教神学大全》中，认为上帝的威力和计划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历史就是完成上帝的神圣计划。他提出神定论和上帝的选民的概念。虽然每个人不能确切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灵魂得救，但是却有着灵魂得救的感应和希望，这种感应来自于上帝的召唤，个人的目的最终表现为完成上帝的计划。这样，加尔文就要求在人间建立一个上帝之国，他把日内瓦当做实现上帝之国的一个范例。

加尔文认为，人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无法改变他的命运。他承认，有些人的行为是道德的，因而上帝会喜欢的，但这却不是灵魂得救的标致和依据。另一方面，因为人需要时刻做上帝欢喜之事，所以他必须过一种道德的生活，这样才能符合选民的基本要求。

加尔文因此规定了生活中的道德标准和不道德的标准。他希望人能虔诚地信仰上帝，虔诚地阅读《圣经》，不做像跳舞那样的有伤风化的事情。为了促进基督徒的道德，他恢复了公共忏悔的做法，并要求教堂每天都对人布道。布道和公共圣餐是教会重要的活动。在圣餐问题上，他的观点介于路德和慈温利之间。加尔文不同意慈温利把圣餐看作上帝只是象征性地在场和主要是对上帝进行纪念的观点，他认为不是纪念性和象征性的在场，而是实质性的在场。同时，他又拒绝路德那种肉身的说法，认为在圣餐中上帝虽然在场，但只是精神性的，不是肉体性的。

加尔文的《基督教制度》一书，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加尔文教的原理，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从而形成该教的体系。对基督徒的信仰、责任和义务，都有明确规定，在日内瓦和法国产生了直接影响。日内瓦成为上帝之城和新教城市的典范。加尔文教徒认为自己的宗教和行为是世界各地人民学习的榜样。加尔文派出许多传教士去欧洲传教并建立教会。1559 年，日内瓦还建立了一所大学，用来训练这些传教士。加尔文受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影响，视教

育为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许多有关加尔文教的书籍印刷出版，把加尔文教的神学理论和教会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当 1564 年加尔文逝世的时候，在

法国已经有了 100 万自称为胡格诺的加尔文教徒。在巴拉丁领地、英国、匈牙利和低地国家，都有加尔文教徒的组织和教派。加尔文教并且传播到德国，成为那里新教中的重要派别。

加尔文把政府看作一种神圣的组织。他认为臣民应当尊敬和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即使是暴君，也需要服从。他否定民众革命，主张如果反对暴君成为需要时，应当由官员提出改革办法，而不是由民众来进行革命。加尔文对于君主制度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国王可能搞个人迷信，这样就违背了神的荣耀。他对于民众的改革也是抱不支持态度的，因为这可能导致对法律和秩序的冲击。他相信通过选举制度可以把民众的意愿和贵族的意愿结合在一起，建立一种贵族化的精英政府。

加尔文对于城市的物质建设十分重视，他强调个人和社会两者的互相责任。他认为作为一个社区，没有人可以谋取私利。城市的财产需要为它的成员共同享用。从社会的角度说，社区应当照顾好每一个人的生活，特别是政府要对穷人实行救济，对乞丐要严禁，加尔文允许贷款可以有 5％的利息，但他不允许人谋取暴利，更主张对穷人进行无息贷款。同时，他提倡发展工业和商业，特别是发展丝绸业和制衣业。他主张要对每个日内瓦的人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享受劳动生产之权利。加尔文主张每个人都要以勤勉的态度努力完成上帝赐给他们的天职，用做好本职工作的办法来实现对上帝的赞美，因为上帝呼唤人们去干一种工作，所以各行各业之间无高低尊卑之分。传统的僧俗两界职业间的严格界限被取消了，加尔文认为，一个虔诚的农民所干的活并不比一个教士来得低下。一种体力活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们在履行天职，服从上帝的召唤，所以也是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对“天职”的强调，还意味着一切工作机会将对普通人开放，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加尔文还认为，努力工作是基督徒的责任，所以事业的成功是基督徒的行为证明，然而富裕并不是选民的标志，贫穷也不是弃民的标志。加尔文拒绝把个人私利放在重要位置上，但主张实现征服管理下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制度。当法国的新教徒逃亡日内瓦时，加尔文主张对他们进行帮助。他让这些流亡者成为城市的公民，成为他最得力的社会基础。

加尔文的神学在许多方面都接受了路德的教义，路德的原罪说、人类不能自我完美和前定论等概念，对加尔文发生很大影响。但是加尔文同路德也有许多区别。路德主张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完全分开，不承认在尘世能够建成上帝之国。路德认为宗教的信仰是很个人化的事情，在世俗和社会的事务上要服从世俗的统治者。加尔文教则提倡建立人间的上帝之国，要求把神学和政权结合起来，通过神圣化了的政府机构，建立基督教新秩序。路德的改革结果把教会置于诸侯的统治之下，而加尔文的日内瓦则把城市新教化，日内瓦成了一个新教的大本营和大教堂。

加尔文是一个强调纪律和秩序的人。1530 年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有所衰弱，由于过于依靠诸侯，失去人们的支持。加尔文的宗教却带给了人们新的宗教改革高潮。加尔文没有象路德那样陷入个人的灵魂折磨和沉思之中，他是平静地转变为一个新教教徒的，因为加尔文时期新教的阵营已经存在，而在路德时代这是没有的。

路德的神学具有神秘主义色彩，而加尔文在年轻时代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比较注重逻辑理性分析。加尔文受基督教人文主义影响，希望在人间实现基督教王国。

加尔文把对上帝的信仰分为高级和低级两种。在低级阶段，要求信仰和服从上帝，在高级的阶段上，要成为实现上帝的目标的自觉的工具。只要相信自己是按上帝的计划和意志行事，就不必担心灵魂得救的事情。加尔文提倡高度的律己精神，只要律己，信仰上帝，就会成为上帝的选民。加尔文教因此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在世界上建立上帝的教会。

加尔文对人类的缺点不能宽容。对于人类的成就，他也把这归于上帝的工作。他的宗教也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信仰之门十分狭窄，但深刻有力。

加尔文提倡的选民概念，不认为人们有很多个人的选择自由，他更强调上帝的计划，任何事情归根结底是完成上帝的计划。在这一点上，加尔文虽然同路德是一致的，但加尔文似乎要比强调个人与神神秘交往的路德更加注重集体性的经验。

前定论的概念意为有些人会灵魂得救，有些人不能灵魂得救，人的行为是不能改变这个状态的。但是选民们自己是知道他们能够灵魂得救的，因为有迹象会告诉他们乃是上帝的选民。例如，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上帝一边，是在履行上帝的使命，在过一种神圣的生活等。一个人只要思考自己的行为，有一种从神那里来的使命感，就会感到上帝的呼唤，从而认识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一状况。

加尔文教强调教会是基督教徒团聚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大众化的场所，不是一个世袭的教会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尔文认为教会不能掌握在诸侯和贵族手里，应当交给人民来掌握。具体做法是，由人民来选举神职人员，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加尔文的教会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加尔文教的成为上帝的选民的理论和教会必须民主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历史。在加尔文的影响下，日内瓦成为一个上帝之城。人民团结在加尔文教会中，反对世俗的统治者。欧洲各地的人民来到这里学习加尔文教，他们回去以后，就把加尔文教传遍了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