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家庭的职能

家庭一词，在英语中分别用 House 和 Family 表达。前者指的是屋子，后者指的是住在屋子里的人。在 18 世纪以前，欧洲语言中没有一个词可以用来合适地表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个家庭包括所有居住在屋子里的人，其中包括奴隶和仆人。一般来说，家庭范围很大，有时包括一个亲戚集团。国王的家庭，贵族的家庭，主教的家庭，都包括了很大的范围，有时成员之间甚至没有血缘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一切是靠着各种关系维持着的，所以，血缘和亲戚的纽带，就十分重要。正因为这样，历史学家把 15、16 世纪称为“近代家庭”的兴起时期，也就是想突出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和中世纪家族的区别。在中世纪，存在着的是中世纪的大家庭—一个屋顶之下住着兄弟、父母、外甥、侄女、以及其他的非父母子女关系的人们。这样一种大的家庭存在，是中世纪家庭的重要特点。

宗教改革是否推进了欧洲家庭的近代化？是否存在“作为社会改革的宗教改革运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茨门德认为，宗教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中世纪的欧洲家庭向近代家庭的过渡。我们认为，家庭的过渡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不能以宗教改革运动来划出一个分水岭，虽然宗教改革运动确实对近代家庭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

宗教改革后，在婚姻世俗化的推动下，大家庭的重要性和责任性有所下降，亲戚集团（如叔、婶、外甥、外甥女、表兄妹）在过去是要对个人的罪行负责的，并且在家庭成员成功时能分享家族的利益。这种做法在文艺复兴

① 参见玛丽·威斯尼《妇女对宗教改革的反映》，载夏朴材编《德国人民和宗教改革》（MerryWiesner，” Women’sResponsetotheReformafion” ，inpo—chaiHsi-a，ed，The German People and The Peformfion），康乃尔大学 1988 年版，第 151 页。

时期的意大利很普遍。但在 16 世纪的欧洲已不再盛行。此后世袭官僚制度在法国仍然流行了两个世纪，亲戚关系在一定的商业活动中仍然重要，但在地方一级，大部分的欧洲家庭已经不再承担政治功能和军事功能。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大家庭的作用也减轻了。公共的机构，宗教的组织，私人慈善组织，政府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逐步取代了亲戚关系的作用。大家庭减少，核心家庭增多。15、16 世纪欧洲家庭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是跳过了亲戚集团，在家庭和社区、政府、各种社会团体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广泛的联系。这种变化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是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结果。16 世纪人口的变化、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宗教改革和社会流动，国家权力的发展，都影响了家庭的关系和家庭的结构。

在意大利，城市人口增加，但家庭却开始变小和变得不稳定。1427 年的佛洛伦萨，平均的家庭人口是 3.8 人，在博洛尼亚，1395 年是 3.5 人，在法隆那，1425 年是 3.7 人，这原因可能是死亡率高和婚姻制度不合理。意大利城市中的男性结婚时，年龄要比他的新娘大得多。1427 年的佛洛伦萨大部分男子到 30 岁结婚，有些终生不婚，妇女在结婚时是 18 岁左右。1427 年人们

认为的女性理想结婚年龄是 15 岁。

在德国，小家庭开始直接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核心家庭开始兴起，由一对经合法途径结为夫妇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所组成，这样家庭就不再是大家庭。在城市贵族、商人、作坊主和手工工匠中，家庭是中世纪后期德国城市中最为重要的组织。各种其他的社会组织如公司、宗教团体、男女宗教之家、行会、城市贵族的社会和政府，都是建立在家庭之上的。家庭的纽带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城市宗教为社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维系纽带。特别是对富人来说，一个古老的世家，一种贵族的生活方式，一个教父组成的社会关系，一个朋友、亲戚和子女组成的社会网络，是必不可少的。这表明“小家庭”也可以成为社区的基础。15、16 世纪正是家庭成为社会基本细胞的过渡时期。

亲戚集团重要性的减弱意味着核心家庭重要性的增加，法律强调长子继承权和父亲的权威。这种趋势特别表现在新教地区，因为宗教改革强调婚姻和夫妻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重要性。新教徒特别是加尔文教徒的圣经学习和祈祷，导致从教堂的活动转为家庭的活动，这导致妇女对丈夫的服从。新教布道中常教导妻子的责任，强调对丈夫的服从。但理论和实践常不一致。核心家庭的发展，公共的机构、宗教的组织、私人慈善组织、政府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发展，取代了家庭的许多传统功能。地域流动和社会价值的变化，使得家庭变小，核心家庭增多。

在核心家庭中，子女和父母的关系变得十分重要。家庭开始为子女的前途进行精心安排。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的儿童没有一个童年，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有童年。这是一个含糊的判断，主要强调儿童过早地成为大人。他们干活，模仿父母开始劳动，特别是劳动阶级，儿童较早就成为成

人。劳动阶级对子女比较宽松，没有那么多的束缚，中产阶级则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已经不是家庭教育，而是学校教育。家庭作为一种机构，需要为子女成才服务，父母十分关心子女的教育和今后的出路。这种重视促进教育，不仅是文法学校的教育，还有纪律的教育。

世纪体罚开始盛行，在家庭和学校中都被普遍使用。托马斯·培根在

1550 年这么写道：“对处于儿童时期的人要经常鞭打，以免使他变得固执和叛逆，最后让你伤心。”即使是国王也不免除体罚，法国国王享利四世对他儿子（即后来的国王路易十三）的管家说：“我要埋怨你，因为你没有对我说你打了我的儿子。我希望你、命令你在他每一次犯错误的时候打他。我知道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法子对他更好。我自己有过经验，我自己从这中间获得过教益。在他那种年龄的时候，我是常常被打的。这是我为什么要你打他的原因，要使他知道你为什么要打他。”①

宗教改革家在宗教上强调男女灵魂平等，但在家庭生活中，却强调妻子服从丈夫，子女服从父母。加尔文派教会要求教徒在家庭中学习《圣经》，要妻子服从丈夫。加尔文强调惩罚小孩的罪行，要他们服从父母。他告诫父母们：放纵只会有害。等级社会要求父母充分行使权力，不准子女反对大人。不服从和造反都是坏的。如果小的时候不给规矩，那么社会将会腐败和崩溃。子女同马一样，必须先调教然后才能使用。父母要决定一切事情，特别是选什么对象。无论是婚姻改革家还是家长们，都不太考虑子女特别是妇女的爱情问题。自从婚姻改革取缔了秘密婚姻以后，青年男女们已经不再能够左右自己的婚姻，一切听凭父母亲戚的摆弄。如商人赫尔曼的几次婚姻，都是由家长安排的。1544 年他 26 岁时，父亲为他找了一个 44 岁的寡妇，但未成功，3 年以后，父亲希望他娶刚成为寡妇的邻家女为妻，她结婚已经 16 年，并有两个孩子。从这个例子来看，家长意志决定婚姻，子女往往没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