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世俗化

教会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教会的世俗化。教会为了维持它的庞大机构，在经济方面开始滥征捐税，深深卷入世俗社会的经济活动之中。因为十字军的缘故，教皇政府加重了对基督徒的征税。教会的财政收入，最初完全是靠教徒自愿捐献的。对于参加十字军的人，初时曾给予特别的罪恶赦免。现在，对没有参加十字军的人，只要他肯向教皇政府缴纳一定数额的金钱， 也能够得到罪恶赦免。什一税起先是非常规性的，主要用于十字军的费用。后来教会以《圣经》中的有关章节为依据，开始把什一税当做常规税来征收。什一税成为维持教廷开支的一项主要收入。从罗马时代开始，教会就开始接受信徒捐送的地产，中世纪时，教会的土地增加很多。至 16 世纪时，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已是巨额。

教皇养成一种挥霍的习惯，况且又不能不用大宗的财产来维持其在欧洲的权势。教皇们因此发明了许多新的敛钱方法：如在教皇国的地产上收取地租，出卖神父职位和其他各种圣职，接收各种礼物，收取法庭审理费等。教皇利奥十世要在罗马建造圣·彼得大教堂，于是又在各处出售赎罪券，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包括马丁·路德的强烈抗议。教会在罗马举行巨大的宗教仪式，收取巨额钱财。教廷规定每一个主教就职以后的第一年里，应把所辖教区收入的款项全部上缴罗马教廷。有几个教皇甚至把若干教区虚悬起来，并不委任主教，以便得到那里的人们缴到政府的税收，期限在一年以上。虚浮不实的人们时常升任要职，充当主教或教会法院的职员。教廷政府自己也因为徇私，任用私人，以至后果不堪设想。贵族和城市的上层人物都希望控制教会神职来获得土地和收入，为自己谋得利益。他们争夺教会神父的职位， 以此来控制一个地方上的教区，获得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主管一个教区的神父一职，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人们却不愿去当无利可图的传教师。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最基层的教会渐渐趋于瘫痪。这种空缺使民间宗教得以发展。

教廷驻地罗马城的修建，可以说明教会世俗化的程度。罗马本身虽然也有一些农业生产，但不是商业和制造业发达地区，而是一个消费中心。教皇治下的罗马城，只是教皇的统治中心，教会行政体系在这里特别发达。各种机构从各国征取金钱，形成教廷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钱财常被教皇用来修建罗马城。在阿维农之囚和大分裂时期，城市迅速衰落。当教皇回到罗马时， 他发现罗马如此衰落，几乎不成其为一个城市：房屋颤颤抖抖，寺院被毁坏， 街道上空无一人。教皇于是制订计划修复罗马，把从各地征得来的钱财用于罗马再造上，并且发明了种种新的敛钱办法。在罗马建造各种雕塑，以此来恢复罗马的光荣。教皇并且支持人文主义者的学术和艺术活动，成为罗马文艺复兴运动的援助者。这些活动，在以后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被改革家们视为经济剥削和世俗主义的实例来加以批判。各种建筑和宫廷的装饰华丽无比，为此，一些艺术家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在 12 世纪，完成一件艺术品

的报酬只有 38 弗洛林，而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提香的开价是 2000 弗洛

林。

教皇的世俗化也体现在政治方面。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 年） 化费巨资帮助其子博尔吉亚公爵装备军队，而公爵希望建立起博尔吉亚家族的统治，并控制教皇国。教皇朱利厄斯二世（1503—1513 年）曾亲自率领军队同威尼斯和法国人打仗。出身于梅第奇家族的教皇们如利奥十世（1513— 1522 年）和克雷芒七世（1523—1534 年），把教会的钱财用于自己家族在佛洛伦萨的利益斗争之中。在司法问题上，通过公证人和教会法庭，教会干涉了世俗社会的司法事务，如在斯特拉斯堡，教会法庭可以不通过世俗司法机构而直接传讯人民。所有这些构成与世俗君主们的尖锐矛盾。中世纪后期起，英国、法国、德国、波希米亚爆发了反对教皇的运动，反对教皇的专横， 要求建立民族化的教会。

世俗化的教会同世俗贵族处在激烈竞争之中，矛盾尖锐。在 14 世纪时，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曾与法王菲利普四世争夺征税和财政，胜利属于法王。自卜尼法斯八世以后，教皇的“教皇帝国”梦幻被打破，基督徒和各国君主联合起来，反对高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教皇帝国”的存在。一些著名思想家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法国巴黎大学教授马西格利奥等，提出教会应该是纯粹精神和道德的宗教组织，教皇和教会的官吏，都无权干涉世俗政治，也无权干预纯属其他政治领域和民间的各种事项。这种思想在基督徒和民众之间一天天深入人心，虽然没有削弱教会在宗教方面的势力，但削弱了它在政治方面的势力。各国的君主们都竭力支持这种新的教会理论。

罗马教廷的世俗化，使自己无法进行宗教改革。从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它不能不日益世俗化，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违背《圣经》的原则，否认基督教本质是精神的，非物质性的。这两者间的深刻矛盾，使人们对教会的纯洁性产生怀疑，具体表现为基督教徒的信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