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陶德

玛丽有一种高傲的风采，她始终相信她会嫁个日后要当美国总统的人。1837 年 3 月，安妮·鲁勒吉去世了两年后，林肯离开纽沙勒。他骑着一

匹借来的马走进春田镇，开始他所谓的“实习律师”生涯。

他把所有的财物装在马鞍袋里；所谓所有的财物也不过是几本法律书、几件衬衫和内衣裤罢了。他还带来一只蓝色旧袜子，里面塞着 6 分钱和 12

分钱的硬币——那是在纽沙勒邮局重新开放前，他所代收的邮资。林肯到春田镇的头一年手头非常拮据，他本来可以先挪用那笔钱，以后再补足就好了， 可是他觉得这样做不诚实，所以，当邮局查帐员终于来结帐时，林肯不仅交出的钱数一文不差，而且交出的硬币也正是前一两年担任邮务员时收进来的那几枚。

林肯骑马抵达春田镇的那一天，不但身无分文，还负了 1100 元的债务。那是杂货店破产后，贝利酗酒死亡，所留下来的债务。

林肯本来可以声明是由于生意失败，请求分摊责任，随便钻一个法律漏洞来躲过债务。但他反而自动找债主表示只要他们肯给他时间，他保证连本带利偿还每一块钱，大家都答应了，只有彼得·凡柏金立刻提出诉讼，而且也获得胜诉，公开拍卖林肯的马儿和测量工具。其他的人耐心地等了 14 年，

林肯为了实践他对大家的许诺省吃俭用，直到 1848 年当选国会议员之后，他还将部分薪水寄回家乡，支付这笔旧债的尾款。

林肯抵达春田镇的那天早晨，把马儿拴在公共广场西北端的“约书亚·F·史匹德日用商品店”前面。以下是史匹德亲口的叙述：

“他骑一匹借来的马进城，向村中唯一的家具匠订了一个床架。他走进我店里，把马鞍袋放在柜台上，打听床架材料的价钱。我拿出石板和铅笔来计算，发现全部材料总共要花 17 元。他说：‘算便宜些吧！不过，不论多么便宜，我都没钱买。你若答应让我赊帐，到圣诞节我的律师事业成功了，就可以还钱；如果失败，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起。’他的语气好忧郁，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我抬头看着他，心中暗想我这辈子从来没看过像他那么阴沉而忧郁的面孔——直到现在我仍这么认为。我对他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大床，如果你不嫌弃，欢迎你来跟我分享。’他问道：‘你的房间在哪里？’我说：‘楼上’，并指指店铺里通往卧室的楼梯。他一言不发，把马鞍袋抱上楼，摆在地板上，再走下来，满面笑容地对我说：‘好啦，史匹德，我很感激你。’”

往后 5 年半的时间，林肯跟史匹德同住在店铺楼上，同睡一张床，未付

分文租金。另一位朋友威廉·伯特勒则不仅供应林肯 5 年的伙食，还替他买过很多衣服。在林肯有能力的时候，他可能付过伯特勒一点钱；但是双方并没讲明收费多少。一切纯粹是朋友之间的义气，互相帮忙而已。

林肯十分感谢上帝赐给他这两个好朋友，若非有伯特勒和史匹德帮忙， 他的律师业务绝不可能成功。

他跟一位姓史都华的律师合伙。史都华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政治，事务所的例行公务全都交给林肯。但是例行公务并不多。办公室内的陈设也不怎么像样，包括“一张脏兮兮的小床、一件野牛皮毯子、一张椅子和一条长凳”， 另外还有一个书架，摆了几本法律书籍。

根据办公室记录，他们开业的头 6 个月只收进 5 笔律师费：一笔是 2 元

5 角的，两笔 5 元的，一笔 10 元的，有一件案子他们甚至收了一件大衣充做部分的酬劳。

心灰意冷的林肯有一天在春田镇的“佩吉·伊顿木匠店”前驻足，他想放弃法律，改当木匠。几年前林肯在纽沙勒研读法律的时候，曾经考虑过要抛下书来，改行当铁匠。

林肯在春田镇的头一年是相当寂寞的。他只认识晚上偶尔到史匹德店铺后面聚谈政治的男人，星期天也不上教堂，他自称在春田镇的优美教堂中，

不知道该如何自处。

头一年只有一个女人跟他说过话，而且在他写给欧文斯小姐的信中，他说：“若非必要她是不会开口的。”

到 1839 年，不但有个女人跟他说话，而且还追求他，嫁给他。她就是玛丽·陶德。

有人曾问林肯，“陶德”一姓为什么那样拼法，他调侃地答道：想必是“上帝”（God）只用一个“d”字母就够了，陶德（Todd）家人却需要两个吧！

陶德家人常自夸他们的家谱可追溯到 6 世纪。玛丽·陶德的祖父辈、曾祖父辈和叔伯舅公辈都出过将军和州长，其中有一位当过海军大臣。玛丽在肯塔基州莱辛顿城的一间法国学校读过书，那是维多丽·夏洛蒂·里克瑞·曼特尔夫人和她丈夫经营的——他们俩是法国贵族，法国大革命期间由巴黎逃出，躲过了被送上断头台的命运。他们教玛丽说一口巴黎腔的高级法语，还教她跳法国贵族在凡尔赛宫跳的 8 人舞和塞加西亚圆圈舞。

玛丽有一种高傲的风采，自以为比别人优秀，而且始终相信她会嫁个日后要当美国总统的人。说来真是不可思议，她不但深信这一点，还公然夸口说出来。大家百般嘲笑她傻，却动摇不了她的信念。玛丽的亲姊姊谈到她时， 说她“喜欢光采、炫耀、虚饰和权力”，是“我所认识的野心最大的女人。”

然而玛丽的脾气很坏，常常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1839 年，某一天她和继母吵架，砰的一声关上门，气冲冲走出父亲家，跑到出嫁到春田镇的姊姊家来住。

她若决心嫁给未来的总统，那她可真是找对了地方，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伊利诺州的春田镇更能实现她的愿望。在当时该地只是一个脏兮兮的边疆小村子，位在没有树林的草原上，没有石板车道，没有电灯，没有人行道， 没有排水沟。牛群随意在镇上乱逛，猪只在大街的泥坑中打滚，一堆堆腐化的粪便搞得那里臭气冲天。镇上的总人口只有 1500 人；可是 1860 年的两名总统候选人，1839 年时都住在春田镇——一是代表民主党北派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一是代表共和党的亚伯拉罕·林肯。

两个人都认识玛丽·陶德，两人同时追求她，两个人都曾拥抱她，而且她宣称两个人都向她求过婚。

当别人问她打算嫁给哪一个时，玛丽总是回答：“嫁给最有希望当总统的人。”

这句话就等于明指着道格拉斯，因为当时道格拉斯的政治前途看来似乎比林肯光明一百倍。道格拉斯年仅 26 岁，拥有“小巨人”的绰号，已当上国务卿，而林肯只是个仍在奋斗中的律师，借住在史匹德店铺楼上的阁楼里， 连伙食费都几乎付不出来。

在亚伯拉罕·林肯默默无闻的时候，道格拉斯早就是美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了。事实上，在林肯当选总统的两年前，一般美国人对林肯根本毫无印象，只知道他曾跟有才有势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辩论过。

亲戚们都认为玛丽喜欢道格拉斯甚于林肯，事实可能的确如此。道格拉斯是个善于和女性周旋的男人；他的外表较有吸引力，前途较光明，丰神俊朗，社会地位也比较高。

此外，他还有一副低沉的金嗓子，留着波浪的西装头，华尔兹舞跳得棒极了，又曾向玛丽·陶德献过许多小殷勤。

他是玛丽心目中的完美男人；她对镜自语着：“玛丽·陶德·道格拉斯”。叫得又顺口又好听，她幻想着跟道格拉斯在白宫里翩翩起舞⋯⋯

当道格拉斯正追求玛丽的时候，有一天，他在春田镇的公共广场跟一名新闻编辑打了一架——那是玛丽一位密友的丈夫。也许他们曾为了这件事起争执，也可能玛丽批评过他在公开宴席上喝醉酒，爬上桌面跳华尔兹，大叫大唱，把酒杯、烤火鸡、威士忌酒瓶和肉汤碟子全踢到地上的失态行为。

他们交往期间，若知道他带了别的女孩子跳舞，玛丽就大闹一场，搞得很不愉快。

总之，他们的交往没有什么结果。毕佛瑞吉参议员说： “虽然事后有人说道格拉斯曾向玛丽求婚而被拒，其实这只是为了保留

面子而说出的话。精明、机灵、见多识广的道格拉斯从未要求玛丽·陶德嫁给他。”

玛丽失望到极点，遂转向道格拉斯的政敌亚伯拉罕·林肯献殷勤，想勾起道格拉斯的嫉妒；可是这一招并未挽回道格拉斯，反而真的逮住了林肯。

玛丽·陶德的姊姊爱德华太太描述他们交往的经过说： “他们坐在屋里的时候，我多次碰巧在场；话题总是由玛丽先开始的，

林肯先生只是坐在她旁边听。他很少说话，只是盯着她，仿佛被一股隐形的力量吸引住。他为她的机智而倾倒，为她的聪明伶俐而着迷。可是他无法和玛丽这种闺阁千金长时间交谈。”

那年 7 月，人们议论了数月之久的自由党大聚会在春田镇召开，把小镇搞得天翻地覆。人们由几百英里外涌进，旗帜招展，乐队一路演奏。芝加哥代表拖着一艘双桅的官艇前来。船上乐声飘扬，少女们跳着舞，大炮喷出火焰直冲霄汉。

民主党员批评自由党的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逊像个住在木屋里，喝着苹果酒的老太婆。于是自由党员就在车轮上装一间小木屋，由 30 对公牛前导拉着它游行春田镇的街道。木屋旁边还有一棵胡桃木摇摆着，树狸在树上玩耍，门口则放着一桶苹果酒。

晚上，林肯在摇曳的火炬下发表政治演说。

有一次聚会时，民众曾指责林肯所属的自由党是贵族党，自己穿着高雅的服装，却要求平民投票选他们，林肯答辩道：

“我初来伊利诺州的时候，贫穷，陌生，无亲无故，教育程度又低，先是在一艘平底船上做工，月薪只有 8 元，身上只有一条马裤，而且还是鹿皮制的廉价品。鹿皮打湿了，被太阳一晒就缩水；我的裤子一缩再缩，结果裤子下面和袜子上面露出好几英寸的腿肉。我日渐长高之后，裤子变得更短更紧，在我的小腿上箍下一圈蓝纹，直到今天还看得出来。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衣着考究的贵族，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观众们大吹口哨，大喊大叫对他表示赞许与支持。

林肯和玛丽抵达爱德华家，玛丽告诉林肯她以他为荣，说他是个大演说家，有一天必会登上总统宝座。

月光下，林肯俯视站在身旁的女子，玛丽的态度已表白了一切。于是他伸手抱住她，柔柔地亲吻⋯⋯。

他们决定在 1841 正月初一结婚。

此刻离婚期只剩下短短的 6 个月，却又生出不少枝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