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朗人质危机

纵观战后国际政治舞台，美国总是主角。无论世界各地哪里出现争端，美国都不失时机地展示自己，不能说不讲公道，也不能说没有夹公带私。海湾地区争端中，美国的表演便是佐证，海湾地区由于它盛产石油和拥有石油航道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美苏争夺的“热点”地区，由于两伊战争的爆发和持续，海湾又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中的热点”地区，美苏都想进入和控制这一地区。

两伊战争发生后，美国和苏联虽然都想加以控制和利用，由于两伊所采取的独立自主政策，美苏都无能为力，它们只好采取表面中立的态度。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外交关系由于 1979 年美国使馆人员被伊朗扣作人质事件而中断，“人质事件”既体现了伊朗人的反美情绪，又说明了美国对伊朗内政干涉的动机。美伊交恶便始于此。

自 195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策动推翻摩萨台的政变、把国王扶回孔雀宝座后，伊朗就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据点。伊朗国王成为美国的一个亲密合作者。美国依靠伊朗来维持波斯湾的稳定，而伊朗国王则要利用美国的支持来加强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以称霸波斯湾。尽管伊朗军事力量的增长使它在该地区的作用日显重要，国王在美伊关系中的主动性也有所增强，但是，美伊特殊关系的发展，长期以来使国王对美国具有依附性。

巴列维国王与美国共和党政府的关系一向比与民主党政府的关系融洽。1953 年王位失而复得是在艾森豪威尔任内，马列维与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有特殊关系，尼克松与福特都对他颇为推崇。而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当政时，美伊关系曾经历了一段波折，因为肯尼迪要国王裁减军队，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上来。卡特在竞选时高喊“人权”，他如当选对实行专制统治的伊朗国王将是一个打击。伊朗驻伦敦大使在 8 月 8 日的日记中写道：“国王担心卡特具有肯尼迪式的要求，因此更希望福特再次当选。”

卡特总统上台后果然以“人权”压伊朗放宽政策。巴列维国王为呼应美国的政策，在皇室、高级官员和“民族复兴党”领导人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运动，宣传伊朗的“人权”观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卡特 1977 年初发表的人权声明，促使国王稍微放松了对反对派的镇压。同时，反对派在卡特声明的鼓舞下，成立了一个“维护人权与自由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久就成为要求进行根本改革的中心。由于镇压有所减轻，群众对国王的政权普遍怀有的失望情绪公开表达出来，并有所发展。这种失望情绪一旦公开化了，便发展成为难以遏制的民主运动。

伊朗此时民主运动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现代化的有力推动。

国内的不断压力以及华盛顿的冷落态度使国王意识到，仅仅是口头上的表示并不能满足人心，还必须采取一些象征性的措施。 1977 年 7 月伊朗议会接受了一项修改军事诉讼法的议案，对政治犯的条件略有改善；8 月辞退了首相胡韦达，由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代替；恢复了三个机构，其职能是检查政策实施情况、民族复兴党是否接受公开批评，以及改组内阁后的状况。然而这些措施远不能满足人心，1977 年下半年伊朗内部的骚乱开始扩大，学生罢课增多，一些院校已被迫停课。

在这种形势下，国王感到有必要访问美国，他急于摸清华盛顿的态度，要求卡特政府作出支持伊朗的保证，以便放开手脚处理伊朗内务。

1977 年 11 月中旬，伊朗国王访美，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明确保证。

卡特向他保证完全支持两国发展了 30 多年的特殊关系，承诺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联系，强调双方在波斯湾和全球范围内利益的广泛一致性，对伊朗为达到双方的共同目标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重申国王统治下的一个强大、稳定、进步的伊朗的重要性，美国将继续奉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方面与伊朗合作、满足伊朗安全需要的政策。当年年底，卡特结束波兰的访问后到达德黑兰，在新年祝酒会上再次称赞伊朗由于国王的伟大领导，是“世界上一个多事地区中的一个稳定的小岛。”

从此以后，卡特政府不再关心伊朗的“人权”问题。而此时伊朗国内一股强大的反政府暗流正在形成，并非像卡待所说有那么“稳定”。伊朗国王在得到美国支持的保证后，更加有恃无恐，当国内出现动乱时，多次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手段。此时卡特不仅不提伊朗的“人权”问题，而且几次表示支持国王的统治。整个 1978 年，美国政策唯一的目的似乎是寻找各种办法来帮助巴列维国王存在下去。美国政府用船给伊朗运去燃料，帮助军队对付石油工人的罢工，在危机期间，布热津斯基也不断与国王及国王最亲密的顾问们保持接触，给他们出主意以及给予道义上的支持。

美伊关系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军事关系，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武器出售是维系美伊亲密关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尽管卡特在竟选中和就任总统后，多次强调要与其盟国一道限制武器的外流，但是由于卡特仍然需要伊朗“成为波斯湾这一关键地区强大、可信、友好的盟国”。维持波斯湾的稳定，遏制苏联，所以实际上美国对伊朗出售武器的政策依然如故。 1977 年 5 月万斯出访德黑兰，并通知国王，美国将尊重全部现有武器出售条约合同，并准备向伊朗出售空中警报与操纵系统飞机。在卡特政府的头三年里，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数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了。1977 年美国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协定额为 27.6 亿美元，移交额为 24. 16 多亿美元，达历史最高纪录。1978 年伊朗爆发革命，反美情绪急剧增长，美国对伊朗的武器出口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同年 3 月，伊朗国王还迫不及待地执行价值五亿美元以上的大规

模的海军扩建计划，而卡特直到 7 月份还批准出售六亿美元的美式武器。有趣的是，1979 年初国王出走国外，伊朗革命取得成功后，美国武器装备仍源源不断地流向伊朗，全年的美国武器移交额仍保持在 14 忆美元以上。推行军火外交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特点，美国侍续不断大规模的向伊朗出售武器，一方面增强了国王对美国的依赖，另一方面也助长了他称霸波斯湾的野心，并强化了他对国内革命运动的镇压，引起了伊朗人民强烈的反美情绪。卡特自从在 1977 年底的新年祝酒会上给伊朗下了“稳定的小岛”评语

后，就没有对伊朗局势给以足够的重视，直到伊朗局势急剧恶化，才回过头来关心伊朗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巴里·鲁宾所说，“戴维营会谈耗尽了美国决策人的注意力，而这个时刻正需要他们了解伊朗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性。” 1977 年的伊朗已是山雨欲来。1978 年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上下，伊朗国王

的统治岌岌可危。当美国明显看出国王注定要失败之后，它就开始笼络国王所任命的、基本上是作为国王代理人的巴赫蒡亚尔总理，并帮助国王安全地离开伊朗，希望以此来左右伊朗的革命。但是，巴赫蒂亚也迅速被推翻，美国在伊朗的势力急剧下降。正当埃以和约签订时，伊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9 年 2 月，流亡国外的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回国，领导了一场伊斯兰革命，4 月 1 日“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巴列维王朝被

彻底推翻。

在如何对待伊朗国王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早就有不同意见，革命到来之后，不同观点之争更趋激烈。卡特总统左右摇摆，没有能统一决策圈内的各种思想，制订出连贯而有效的伊朗问题对策。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伊朗的的战略应置对美国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对我们异常重要的地区，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受到分崩离析的威胁⋯⋯由此产生的政治混乱很可能被仇视我们的利益和同情我们的敌人的国家所利用，使整个西方面临一场重大挑战。”他主张不论国王采取什么措施，美国都应坚决支持，认为伊朗的动乱是能够控制的，为挽救国王，美国可以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而以万斯为代表的一派则认为对伊朗的政策应留有退路。两人的观点相持不下，卡特本人动摇于二者之间。在 1978 年 11 月之前，他一直把伊朗问题简单化，认为只要国王实行一点“人权”、”民主”、“自由”，伊朗出现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他曾多次表示美国坚决支持国王的统治。但是当伊朗实行军人统治后，伊朗局势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恶化，总统的调子开始有所变化，摆出姿态作两手准备，以防止国王倒台后美国无退路可走。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不干涉伊朗内政”，国王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应由“那些国家的人民作出决定。”

伊朗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社会经过 30 多年的演变，封建君主专制的上层建筑已经与逐渐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基础产生激烈矛盾。专制已经成为社会革命的矛头所向，人们把一切社会弊病与不满情绪都归根于国王的统治。同时，宗教势力又十分强大，国王长期压制宗教力量，其结果是造成了以宗教为号召的全社会的反国王运动。霍梅尼利用了这一次自发性革命，重返伊朗建立起了中世纪政教合一式的政权。伊朗国王倒台后，美伊关系滑向危机的边缘。

霍梅尼领导伊朗人民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后，十分仇恨美国对伊朗前国王的支持，他对 1953 年“巴列维国王复位”这一历史教训记忆犹新，对美国一直抱有戒心。美国国务院伊朗科科长 1979 年 10 月赴德黑兰，私下与伊朗临时政府的官员们及伊朗宗教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这引起霍梅尼和伊朗当局的疑虑。接着，美国不顾伊朗当局的抗议，于10 月 22 日让前国王赴美治病，就更加深了伊朗方面的疑虑。

伊朗人愤怒了。 10 月 29 日宗教领袖霍梅尼宣布：“美闰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伊朗人民必将予以回击。”于是，本来就被这动荡的局势弄得心惊肉跳的美国驻伊朗外交官们便在 1979 年 11 月 4 日这个初冬的上午迎来了使他们终生难忘的时刻：

1979 年 11 月 4 日，在首都德黑兰，几千名自称信奉霍梅尼主张的伊斯兰教信徒的学生上街抗议美同接受巴列维国王，他们高呼着：“送还巴列维！处死巴列维！”等口号，在市内大街上举行了游行示威。不久，他们来到美国大使馆，上午 10 点 30 分，约 500 人冲进大使馆。大使馆的美国武装海军陆战队士兵，用摧泪弹进行了抵抗，但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学生降下了挂在大使馆的美国国旗，代之而挂上了写着：“真主伟大”字样的白旗，在馆内外进行演说煽动，气势咄咄逼人，并将 66 名外交官当做人质扣押。

学生们高呼着：“美国接受犯罪分子巴列维，帮助反对伊朗革命的分子！在伊朗各地策划阴谋！进行反伊朗宣传！”等等口号，要求“将巴列维引渡到伊朗，以便伊斯兰革命法庭进行审判！”下午 1 点过后，学生们完全占领

了美国大使馆。这个事件虽然和伊朗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伊朗外文部 4 日傍晚发表一项声明，语气强硬谴责美国说：“事件反映了伊朗国民的感情，是由于美国接受巴列维而引起的。”5 日，伊朗最高领袖要求美国引渡已列维国王，要求英国引渡正流亡在那儿的巴赫蒂亚尔前首相。并说：“美国大使馆是间谍的根据地，许多阴谋都是从这儿产生的。”因而表示支持学生。大使馆一被占领，美国就立即在国务院内部组织一个伊朗工作小组，该

小组昼夜不停地为人质问题而奔忙。人质被扣次日，布热津斯基为人质危机召开了特别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以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会议建议向伊朗派出两名特使，这两个人便是伊朗宗教领袖与革命者都能接受的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和参议院工作人员威廉·米勒。随后，特别联合委员会将注意力迅速转到紧急计划方面，并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考察当人质受到伤害或伊朗开始瓦解时，美国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计划，而且重点集中在拟订一项营救计划。5 日夜里，美国国务院设法与伊朗要人贝赫斯蒂取得了联系，并通知他美国计划派遣特使的消息。6 日清晨，克拉克与米勒被召到国务院，万斯及其他人向他们通报了伊朗形势，并准备了一封概括美国关于人质危机立场的指令信，它包括下列基本要点：“关键目标是使所有被关在伊朗的美国人立即得到释放，第二个目标是就如何解决美伊关系的困难与伊朗宗教当局进行谈判。”

可是就在 11 月 6 日，霍梅尼和伊朗政府宣布支持学生们的行动，还宣布

废除 1959 年签订的伊美安全条约。拥护霍梅尼的各政党和团体纷纷响应，并

在德黑兰举行了 100 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引渡国王”、“处死卡待”的口号。这样一来，就将基本上是政治对抗的象征性行为转变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全面对抗。通过直接与伊朗领导人接触迅速解决人质问题的希望遂破灭。

1979 年 11 月第一周年美国政府终日为人质问题所困扰。人们提出各种建议，从交出伊朗国王到向德黑兰投颗原子弹。一系列营救计划也一个个被搁置下来，因力这些计划要么不切实际，要么会使双方伤亡过大。妨碍这场危机的解决有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当时长达数月无法确定伊朗权力中心何在。它们包括霍梅尼及其神职专制机构，执掌政权的革命委员会（包恬总统、首相、外交部长等），以及议会（直到 1980 年 5 月才选举产生），还有扣押美国人的穆斯林好战分子，使人难以断定谁是伊朗的真正负责者。结果，美国无法通过外交手段处理这场危机。”如万斯所说：“由于对德黑兰的政治动态缺乏了解，给美国政府制定一项确保释放人质的有效战略增加了困难。”

第二，在谈判中，白宫坚持有些问题不能讨价还价：安全释放全部人质、声明无权把外交官当作间谍来审讯，但是，“是通过外交妥协，还是采取惩罚性行动迫使伊朗释放人质，卡特政府犹豫不决”，结果导致美国外交上的被动局面。7 日，当卡特总统派遣两位特使携带总统的信件赴德黑兰商谈人质问题时，霍梅尼竟拒绝会见他们，美国特使离开德黑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停留后被卡特召回。

第三，解决人质问题的关键在于霍梅尼的态度，扣压人质对于霍梅尼巩固政权是有利的，它吸引住了全国的注意力，使他们不至于过多地注意国内出现的问题。伊朗成立伊斯兰共和国之后，尚处于巩固政权的阶段，政治不够稳定，经济混乱，一些不信奉伊斯兰教的青年人、妇女和知识分子对霍梅

尼的统治流露出不满情绪。人质被扣，美伊关系出现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掩盖了国内矛盾，霍梅尼可以利用人民的仇美情绪大作文章，在即将举行的立宪、总统和议会选举中，削弱温和派的力量。因此在危机的初期阶段，伊朗的态度是强硬的，拒绝与美国谈判。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发出呼吁，或从中调停，谋求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利比亚那样对美国并不友好的国家。

人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朝野哗然。美国先采取了一些“讨伐性”措施孤立和制裁伊朗，企图迫使伊朗释放美国人质。10 日，美国决定中止向伊朗提供武器和运送军事装备零件，冻结伊朗在美国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官方资财。 12 日至 14 日，美国又停止了同伊朗的石油贸易，禁止在华盛顿的伊朗学生举行示威，并宣布对在美国的伊朗学生进行特别移民审查，凡是不符合手续的一律驱逐出境。另外美国还通过联合国和中间人进行活动，号召四方盟友对伊朗进行制裁，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及早解决人质问题。

但事与愿违，这些措施反而更加激起伊朗的敌对情绪。针对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伊朗革命委员会于 13 日决定，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禁止在全国

各地放映美国影片，禁止美国飞机、船只进入伊朗领空和领海。13 日至 14

日，伊朗政府还宣布，它将取出存在美国银行的约 120 亿美元的存款。美伊双方僵持不下，人质问题陷入了僵局。

尽管如此，双方都表示希望和平解决问题。11 月 17 日，霍梅尼下令释放美国使馆的 13 名妇女和黑人，被扣人质尚有 53 名。 12 月 21 日，霍梅

尼同意美基督教传教士探望美国人质。 12 月 15 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

布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已离开美国到巴拿马居住。 17 日美财政部宣布，允许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伊朗银行从国内调款，供伊朗留学生使用，并开放了伊朗驻美国的使馆的四个银行户头。 19 日美国政府还决定，暂不要求联合国对

伊朗采取国际制裁行动。1980 年 2 月 15 日，卡特表示，美国对它同伊朗之间存在的误会感到遗憾，希望同伊朗建立正常的关系。

在美伊双方同意的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出面组织了一个同际委员会，于 1980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11 日在德黑兰调查了伊朗对美国和前国王巴列维的指控，但未能在探望人质、解决美伊危机方面取得进展。2 月 23 日霍梅尼发表讲话说，释放人质必须由即将选出的伊朗议会来决定。3 月 31 日伊朗革命委员会决定，让学生把人质交给政府照管和监护。4 月 7 日霍梅尼拒绝将美人质从学生手里移交给革命委员会。

在上述情况下，美国政府 4 月 7 日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要求伊朗

关闭驻美大使馆和领事馆，所有伊朗外交人员和领事馆人员必须在 8 日午夜之前离开美国。美国还宣布，立即对伊朗实行正式经济制裁；禁止美国对伊朗的出口，清理冻结在美国的伊朗政府财产，并调查美国公民和公司对伊朗政府的财产要求；吊销发给尚未去美的伊朗公民的全部签证，并决定不给伊朗人发新签证。8 日伊朋革命委员会就美国同伊朗断关发表文告，号召伊朗人准备对付伊斯兰敌人和压迫。这样，美伊矛盾就更趋尖锐化了。

1979 年 11 月 9 日，也就是美国人质被扣押的第 5 天，美国陆军“蓝光” 反恐怖特种部队的顾问梅多斯和一名助手被召到华盛顿，他们奉命拟定一个一旦伊朗人开始屠杀人质，就使用武力救出人质的应急营救计划，该方案的指导思想是：在适当的时机采用远程偷袭的方式，以武力一举救出人质。由海军出动舰载直升机负责提供战斗支援，空军出动 C－130 型运输机负责撤运

人质，为了解决目标距离远，与直升机航程有限的矛盾，在航行途中设置 2 个休整点，代号分别为“沙漠 1”和“沙漠 2”，“沙漠 1”位于伊朗东部霍腊散省的塔巴斯附近，“沙漠 2”位于德黑兰东南 80 公里处的加姆萨尔附近，整个行动的地面指挥由“蓝光”反恐怖特种部队司令贝克威思担任。

根据预定计划，“蓝光”突击队在抵达使馆之后，应立即发起营救战斗。先派几个战斗小组用 M－60 机枪封锁所有通往大使馆的道路，其余人员借助于携带的铝梯翻墙跃入使馆院内。用冲锋枪射击抵抗者。美国人预料，战斗一打响伊朗人就会遭到重大伤亡，除了突击队的地面火力之外，几架 c－130 型特种作战飞机将把数千枚炸弹倾泻到抵抗者的头上。按照计划，至少有 1 架海王式大型直升机降落在使馆内，把所有人质——无论活的还是死的，全部运走。每个人质都将系上一条发光的汗带，以便贝克威思能准确地掌握人数。人质将被直升机运到德黑兰以南 80 公里处的曼扎利椰赫的一个简易沙漠机场，与事先等在那里的另一批突击队员汇合，然后换乘 C—130 型运输机飞离伊朗。同时，仍在使馆院内的美国突击队员将用 40 磅炸药把使馆的院墙炸开一道缺口，突击队员将从这道缺口冲出使馆，穿过罗斯福大街，进入附近的一个足球运动场，登上早已等在那里的另外几架直升机，撤出德黑兰。该行动方案最后被送交美国最高行政当局审议。

为了尽快搞清人质的确切位置，美国不得不铤而走险。12 月底，中央情报局派出的第一个特工抵达德黑兰。这是一位 60 多岁已经退休的情报官，绰号叫“鲍勃”。鲍勃顺利地通过了伊朗海关的检查。他一连在德黑兰呆了几个星期，然后又从那里几次出入雅典或罗马汇报工作，鲍勃频繁出入德黑兰而丝毫没有遇到麻烦，使中央情报局确信，德黑兰附近的麦赫拉巴德国际机场海关并不像他们所预料的那样戒备森严。不久，中央情报局派了另一名特工——一位富有的伊朗流亡者协助鲍勃工作。但是，对人质关押的确切位置，他们始终没有得到。中央情报局有些沉不住气了。于是中央情报局决定再派一名可靠的特工潜入德黑兰。

1980 年 2 月，梅多斯以理查德·基思的化名，住进了德黑兰的谢拉顿旅馆。另外一批特工也在同期偷偷地溜进了德黑兰。他们当中包括两名会讲德语的反恐怖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从西柏林渗入德黑兰，负责侦察伊朗外交部。因为扣押人质事件发生的当天不在使馆内的美国临时代办和另两名外交官一直被扣押在外交部。另有两名伊朗籍美国军人，担任梅多斯的助手和司机，他们在德黑兰都有亲属，对市区非常熟悉。

营救行动发起前三天，伊朗人突然允许一名在美国大使馆工作的巴基斯坦厨师离开伊朗回国。他报告的情况说：“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 被扣押在使馆领事处内。同时，他还提供了伊朗警卫人员在领事处楼内的部署情况：“每层楼各派有 1 名哨兵把守，在每层楼的军械库前还有两名哨兵。”

梅多斯实地勘察了“沙漠 2”地区，准确地记下了由“沙漠 2”至美国大使馆的距离和途中所需时间，他还查看了使馆周围的每一条道路，唯恐卫星所获情报不完整。甚至还专程前往那所用来隐藏车辆的仓库作了一番勘察。经过周密的调查，梅多斯于 4 月 21 日电告华盛顿，一切准备就绪。他以他

30 年的经验保证说，在华盛顿拟订的行动方案将能够在德黑兰的大街上顺利实施。

11 月 9 日，美国总统叫来副总统蒙代尔、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律斯基、国防部长布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指示他们研究营救作战问题。按

照当初的想法，拟采取下列步骤：用几架直升机将营救队送至大使馆附近，由于路途遥远，C－130 加油机随行，以到达预定地点，乘坐携带的车辆冲进大使馆，抢走人质。后来，虽然大体上没有多少变比，但在冲进大使馆时，改为使用当地的伊朗支持者和秘密潜入伊朗的特工人员事先准备好的车辆。根据这个计划，于是从陆海空三军的海军陆战队抽调队员，组成一支以

直升机、C－130 机队，营救队为骨干的联合特遣队。各队根据各自的任务进行了训练， 11 月 29 日，完成大体的准备工作。到了 3 月，外交努力仍在继续进行，但谈判却毫无进展。4 月 12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完成计划制定工作，以备任何时候发出实施作战的命令，都可以马上执行。4 月 15 日和16 日，各级指挥官集中到国防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为了作战成功，进

行了最后的磋商， 16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计划，当晚卡特总统下达了“同意执行”的命令。

关于这次行动，一直到最后，秘密都被严格地保守着。卡特总统同往常一样，处理公务，会见记者。甚至连白宫内部成员，除了参与者外，任何入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计划，当然卡待夫人也不例外。

1980 年 4 月 19 日至 23 日，联合特遣部队各队已布署在指定的基地和军

舰上。 24 日下午（当地时间，下同），各队在新的位置上已准备完毕。4 月 24 日晚，“饭碗行动”正式开始。从亚速尔群岛起飞的 6 架 C－130 型运输机，载着 97 名突击队员，经埃及并在阿纳加油后飞向伊朗南部。与此同时，从停泊在阿拉伯海的“尼米兹”号航母上起飞的 8 架 RH－53 型海王直升机，也向伊朗进发。二者企图在伊朗东部霍腊散省塔巴斯附近的“沙漠 1”地区汇合加油后，飞往位于德黑兰西南 80 公里处的“沙漠 2”地区。8 架直升机从“尼米兹”号航母起飞，进入伊朗不久，便遇到沙暴。很快，2 架直升机发生机械故障，1 架被弃于伊朗东南部，另一架返回“尼米兹”号航母。剩下的 6 架直升机经过艰难的飞行，终于抵达“沙漠 1”地区，与 C—130 型运输机汇合。但是又有 1 架直升机出了故障。

按照计划要求，至少有 6 架直升机才能顺利完成营救任务。贝克威思不得不向五角大楼建议中止这次营救活动。卡特立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商。会商结果是，剩余的 5 架直升机不足以将 53 名人质和 93 名突击队员安全运出伊朗，继续此项行动必将冒更大的危险，而没有成功的把握。于是，总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撤退的命令传到“沙漠 1”地区，已经乱作一团的突击队员纷纷爬上飞机。这时，更不幸的事件发生了，慌乱之中，另 1 架直升机与 1 架 C—130 型运输机相碰。随着一声巨响，大火立即吞噬了这 2 架飞机。8 名突击队员当即被烧死，另有 4 人严重烧伤，其余突击队员被迫遗弃 4 架完好的直升机，抬着 4 名伤员，搭乘 5 架 C－130 型运输机，仓皇撤出伊朗。

突击队在仓皇撤离“沙漠 1”的时候，除了放弃了 4 架完好的直升机外，还把有关这次行动的绝密地图，侦察照片，无线电通信呼号和频率表都丢在了现场。在撤出伊朗的途中，贝克威思曾向华盛顿请求，派舰载机摧毁遗留下的直升机和绝密文件。但是，华盛顿唯恐事态扩大而拒绝了他的要求。下午 6 点 21 分，传来了 C－130 机和直升机相撞的消息。白宫的成员们不胜惊愕， 25 日上午 1 点，政府第一次向新闻报界公布了在伊朗进行了一次营救作战，并且已告失败的消息。

一直期待着胜利消息的卡特总统此时非常沮丧，他不得不去做他自己极不愿意做的事。25 日上午 7 点，卡特总统通过电视广播通告全国，为了营救

被伊朗扣留的 53 名美国人质，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作战，但由于直升机的技术故障，不得不放弃。营救人员在撤退时，在伊朗境内沙漠地带，直升机与运输机相撞而造成 8 人死亡。作战是人道的，没有发生战斗。而后又说道，实施作战也好，中止作战也好，都是出于我的决定，一切责任都由我负责！这时美国公民们发现总统的形象这时候糟透了。

反对营救作战的总统最高顾问万斯国务卿表明了辞去国务卿的意向。国会的领袖们也不满意，这是因为总统没有事先同国会协商。

盟国的反应也并不热烈。以前美国曾要求盟国响应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其它制裁，当盟国正需要相互信赖的时候，美国却事先不通报就进行了危险而影响面颇广的军事作战行动。这是有悖信义的行为。为此，美国受到盟国的谴责。

伊朗最初保持沉默但不久，伊朗外长戈特布扎德指责说：“美国的行动是野蛮的，是对伊朗的战争行为。”霍梅尼和占领大使馆的学生强烈表示： “如果再来一次，就不能保证人质的生命。”

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声明说：“在现场发现美国士兵的尸体将无条件送还。”

后来，学生们为了阻止将来再来一次营救作战，而决定将人质都分散到秘密地点。

被遗弃在沙漠上的 8 具尸体，后来被送回美国大使馆，并被放在祭坛上祭奠起来。但受到了冲昏头脑的几名学生的残酷对待，尸体旁边贴的字条上写着：“所有人的头上都有上帝的一只手。”一名伊斯兰导师向他们的遗体表示了哀悼之意。

美、伊交恶的种子便是此时留下的。在后来发生的其它冲突中，美国人无论如何都克制不住强烈的报复欲望。

最后还是由于下列事态的发展，才出现了解决问题的转机：

第一，国王病故。7 月 27 日，由于巴列维国王在开罗病故，霍梅尼不必再以交回国王作为释放人质的条件。8 月 31 日新任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致书伊朗新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要求早日释放美国人质。9 月 12 日，霍梅尼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首次提出释放美国人质的四个条件：把已故国王财产归还伊朗；取消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所有财产要求；美国保证不从政治上或军事上干涉伊朗内政；解冻在美国和美国以外的伊朗资财。这一次他没有像原来那样坚持要求美国向伊朗道歉。

第二，伊朗经济困难。此时美国发起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已逐渐产生效果，伊朗经济由于石油出口量的大幅度减少而更加困难，进口货物的价格比世界市场实际价格高出 30％—40％，国内通货膨胀率从 50％上升到 70％—80％，政府每月超支 8—10 亿美元，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此外，国内几易领导人之后，政治上已基本稳定，人质问题已成了一个负担。

第三，两伊战争开始。9 月份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与伊拉克的矛盾急剧上升，加速了解决人质问题的进程。这时对伊朗来说，继续扣押人质已无利可图，相反，如果能够用人质换回被美国冻结的财产，倒能增强抵御外敌的力量，摆脱不利的国际处境。这时伊朗向美国发出信息，表示愿意进行认真讨论，卡特便派遣了一个以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为首的谈判特使小组。谈判经由阿尔及利亚政府间接进行。

第四，里根当选。在 11 月举行的美国大选中。罗纳德·里相当选为新总

统。他在竞选时就严厉谴责伊朗扣押人质的行为。伊朗政府感到里根上台后很可能采取比卡特更为强硬的政策。如果不能在新总统上任前解决这一问题，那么以后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形势下，伊朗不愿把这个长达一年多未解决的问题再拖下去。由于伊朗和卡特都渴望在 1981 年 1 月 20 日里根政府就职之前达成协议，克里斯托弗在阿尔及尔同伊朗行政事务国务部长就一揽子协议进行了谈判，并于 1 月 19 日签订协议，伊朗决定全部释放美国的人质。但由于在最后关头出现障碍，释放人质工作施延到里根就任一个半小时后才得以最终实现。

1981 年 1 月 20 日，被伊朗扣留达 444 天之久的美国人质终于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