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灵活反应”战略使美国夺回了冷战主动权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建设一支强大的预备役部队可以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而且可以减轻经费负担，因为 10 名预备役人员所需的费用大

体只相当于 1 名全训军人。顺理成章的是国防部强调要提高预备役部队的战

备程度，但发现预备役人员严重不足。虽然 1952 年的法案规定预备役部队的

兵力限额为 250 万，但实际只有 70 万人在部队中受训。政府建议预备役部队实行征兵制，并将老兵强制编入国民警卫队。但国会也企图插手预备役部队的改革。在《1956 年预备役部队法案》中，国会将预备役部队的兵力限额提高到 290 万并放宽了服预备役的条件。一些人可直接加入各军种预备役单

位，然后服 2 年的现役，再转到预备役部队受训 3 年。其他一些人可直接进

入部队，服 3—6 个月现役，再转到预备役部队服 8 年的义务预备役。1957 年，陆军要求国民警卫队的人员要先进行现役训练。由于实行了征兵制，这项计划得以顺利执行，到 1960 年，领取训练费的预备役人数增加到将近 100 万人。

依靠预备役部队并未命名陆军出现预期的“新面貌”，因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其战斗人员减少的情况下努力寻求更大的战场机动能力和火力。在核条件下作战，分散与机动的能力至关重要，陆军通过命名其装甲师现代化，并使步兵乘坐装甲人员输送车作战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另一个办法是装备部队运输用直升飞机。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中，固定翼飞机驾驶员占据了主导地位，主张利用直升飞机的先驱者们批评部队的组织结构不合理，在利用直升飞机运送部队这一点上各方部没有引起多大争议，只是在发展经费上众说不一。 1956 年以后，海军陆战队对步兵营进行了改编，使之

可用直升飞机运送。到 1960 年，陆军已组建了 12 个直升机营。

主张使用直升飞机的人还看到直升飞机作为一种近距离火力支援武器的潜在前途，特别是用来反坦克。海军陆战队中的固定翼飞机驾驶员认为没有理由命名用直升飞机去取代现有飞机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扼杀了武装直升飞机的研制。然而陆军中主张使用直升飞机的人却使其上级相信空军将不会给予运输直升飞机以足够的支援，到 50 年代中期，陆军的步兵与航空兵训练中心成立了号称“空中骑兵”的直升飞机部队。1956 年，国防部长办公室作出决定，陆军将不研制固定翼运输机和攻击机，空军也没有提作战理论的问题。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陆军应对直升飞机（包括武装直升飞机）进行垂直进攻的理论进行一次大试验。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都坚决要求为研制直升飞机拨款，因为直升飞机的发展越来越肯定空中机动部队将成为常规部队的先头突击部队。

50 年代的外交政策危机和军队的内部建设经起了学术界对有限战争理论的极大兴趣。起初，分析家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上，但到了 50 年代末，他们提出的主要建议已集中到了加强常规部队的水平，这

方面的代表作是泰勒将军 1960 年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和罗伯特·奥斯古德写的《有限战争》。从理论上讲，美国避免任何规模的核冲突的最佳办法是，加强非核的空中和地面部队的部署能力，使之随时都能对付共产党对盟国发动的入侵。 1960 年的战略热点是“灵活反应”战略，它引起了新闻记者和政治权威们与日俱增的热情。

约翰·肯尼迪入主白宫后，主张摒弃“新面貌”政策，制定更加合理有

效的国防政策。在 1960 年同理查德·尼克松竟选总统时，国防改革就是肯尼迪的一个主要观点，他坚持认为需要有一种更有力、更富创新精神的方法来落实遏制政策。新政府把“灵活反应”当作其国防政策的基础，要求美国以相应的力量去对付各种程度的共产主义的军事威胁。只要能在不升级到核战争的前提条件下，保持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就将取得胜利。在肯尼迪的个人魅力、冷峻的幽默感和旺盛的求知欲的外表掩盖下，他有着一种强烈的自由主义浪漫思想色彩，因此，他的主要兴趣都在那些非白人的发展中国家。肯尼迪的那种传教士般的冲动更加强了政府的这一信念，即认为由于存在着核威慑和北约与华约的力量大体均衡的因素，使得军事竞争的方式和地点都发生了变化。最可能出现的威胁是“人民战争”或以乡村为根据地的左派革命。这种共产党暴乱可能发生在拉丁美洲、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肯尼迪并没有忽视北约，但他认为由于中苏分歧日益扩大，未来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欧洲以外的地区。

总统的个人素质和政治倾向也是他采取“灵活反应”战略的基础之一。1960 年选举之后，共和党人继续攻击他缺乏经验，继承了大笔财富，信奉天主教，以及机会主义等。肯尼迪不愿被人指责为对共产主义采取绥靖政策（他不同于尼克松，确实认为共产主义不是铁板一块），便满腔热情地支持遏制政策。另外，肯尼迪采取“灵活反应”战略还出于他对美国经济关误解的乐观估计。肯尼迫的经济顾问们认为，美国可以负担得起 500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而不会加剧通货膨胀或引起其他经济弊病。实际上，政府认为，增加国防开支同减少税收是一个道理，可以通过将政府投资投入公众舆论都十分关注的国防建设的做法，促进停滞不前的经济的发展。增加国防开支还可使国内的保守派支持“新边疆”政策。

肯尼迪政府断定，通过使国防决策权更加集中和加强文官在国防决策中的权力，可以加速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参议院由亨利·杰克逊牵头，对国家安全决策作了一次调查，要求政府进一步限制军种之间的竞争，总统选举过后，另一位民主党国防问题专家、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也作了一次研究，要求进一步集中进行国防管理。在詹姆期·加文和马克斯韦尔·泰勒等退役将领的指导下，总统认为各军种部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下，成为妨碍有效地制定国防计划的主要障碍。在国家安全部门供职的文职人员也持同样的看法。在东部一些大学、基金会、银行、法律机构和西部一些实验室以及兰德公司的支持下，一些“国防精英”相信自己可以使行政部门的组织体制发生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国防部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工具。肯尼迪的顾问人员鼓励他为五角大楼注入新的活力，于是，他便任命了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一个靠自我奋斗起家的百万富翁，对国内问题持温和态度，他与其“新面貌”时间的前任截然不同，因为他在公司工作时，已经养成了与众不同的对国际事务的兴趣。从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班子的组就可以看出，他对文官控制下的集中化国防决策充满了信心。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赛勒斯·万斯、威廉，邦迪和保尼·尼采等人继承了其先贤迪发·艾奇逊和罗伯特·洛维特的行动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传统，而来自劳伦·利弗莫尔实验室的哈罗德·布朗领导着一个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负责军事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小组，查尔斯·希契、威廉·考夫曼和阿兰·思索文等人则来自兰德公司，准备发挥其作为经济分析家的一技之长。

麦克纳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陆军航空兵中的管理专家，后来又在福特公司工作了 15 年，他利用这些经验，组织起国防部长办公室的这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这个班子被支持称赞为真正的“国防精英”，而批评者则谤之为“狡童”。麦克纳马拉实力雄厚，能说会道，善于说服人，很快就成为白宫的“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制定者。

麦克纳马拉在确信能得到肯尼迪的全力支持后，便采取了一系列决策方面的改革措施。他改变了原有的预算程序，要求各军种采用东部商业管理学校新近流行的计划规划预算制（PPBS）。麦克纳马拉要求按职能（如战略威慑）而不能按“输入”（如拥有的人力）来编制国防预算。他制定了“国防五年计划”，按 5 年通盘考虑而不一年一度的估算费用，并将国防开支按任务划分为战略部队、一般任务部队、战略空军与海上机动部队以及更小的类别，从而打破了各军种间的界限。通过改革预算程序，麦克纳马拉使其分析人员更容易采用系统分析方法，这是一种高度量化的技术，可用来分析“投资效益”，即预测不同规模的投资与军事力量增长的关系。

系统分析的方法使得希契、布朗、思索文及其同事们可以（至少可以根据和情况）比较出执行相同或类似任务的武器计划的相对价值。此外，这一程序迫使各军种必须调查各项武器计划的费用情况，重视分析一种武器在其全寿命期间（可能延续到今后的 20 年）的各种费用（人员、保养、改进、部署等费用）。在新设立的负责系统分析的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的苦心努力下，这种新技术得到了多方面应用。利用这种方法可以拒绝各军种的要求，驳斥职业军人所作的无法量化的判断。它还有助于运用“通用性”来作为提高效率的手段。这就要求成立一些新的机构，如国防情报局（1961 年）和国防供应局（1961 年），还要求研制一种空军和海军通用的 TFX 型战斗机及各军种共同使用的野战服和作战国防部长办公室综合利用系统分析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术（如博奕心理理论），甚至可涉及战略理论领域。

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的“革命”使“灵活反应”战略一直持续到肯尼迪死后。这场“革命”使军队和国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要经过一场战争和为期 10 年的教训与政治斗争，才使其设想黯然失色。计划规划预算制和系统分析等国防管理方法获得的成功（这种成功一靠总统的支持，二靠国会的混乱）使利用这些方法的人手中的权力从发展军事力量扩大到使用军事力量。实际上，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国防安全委员会己对国务院构成了挑战，成为决定美国政策（只要该政策带有军事意义）的主要机构。在近 10 年的时间中，在麦克纳马拉旗帜下前进的文官和军官成了最有势力的“卡米洛”骑士。

麦克纳马拉的工作重点是改进国家的战略核力量，保持一支具有生存能力的第二次打击力量。麦克纳马拉很快就了解到了核战略的残酷现实，但他难以找到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合理的方法来制定部队发展计划。 1961 至 1966 年间，国防部长办公室对战略威慑作了一系列复杂的量化研究，包括模拟威慑失灵时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的情况。麦克纳马拉一面考虑各军种的计划，一面有自己的盘算，他竭尽全力想的一种切实合理的制定部队发展计划的办法。但他一无所获。起初，他认为美国应重点发展打击苏联战略力量和其他军事目标的能力。他在 1962 年的安阿伯学中解释其“不打城市”的理论时，认为它可以确保威慑，一旦发生战争也可以限制损伤并控制战争的升级。当麦克纳马拉仔细地审查了这种打击军事力量的战略之后，他又从这种战略上

后退了。核武器的数量并不能带来经济和战略的保证。如果美国计划在苏联对美国的战略力量实施第一次打击之后再对苏联剩余的力量进行报复，那么美国所需的发射数量将达到天文数字——而且会被视为美国的第一次打击力量而对苏联构成潜在威胁。正如麦克纳马拉对空军所说的：“活见鬼，如果你们坚持大谈成千上万枚导弹，就是在大谈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美国这样一支力量，就可能使苏联人因恐惧而发动一场双方都想避免的那种战争。麦克纳马拉又朝“新面貌”时代的那种有限威慑战略上退缩了。此举激

怒了军事计划人员，同时也因承认“大规模报复”战略并非一无是处而冒政治上的风险。麦克纳马拉深知，现在要保持一支具有生存能力的威慑力量远比苏联开始部署洲际弹道导弹以前更加困难了。他竭力想找到一种可以接受的部队结构，既要能在最坏的情况下“确保摧毁”，又要具有有限的打击军事力量的能力。为了便于制定计划，他提出美国的力量应能摧毁苏联 25％的人口和 50％的工业。后来，他又承认到 60 年代末美国的力量将可摧毁苏联50％的人口和 80％的工业。可是，谁知道是多大摧毁的威胁慑止了苏联？或是这种威胁力量是否真的对苏联起到了作用呢？

由于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麦克纳马拉便接受了这样一种力量指标，即保有的发射装置为艾森豪威尔计划在 60 年代应有水平的 3 倍。尽管如此，该计划仍未能满足军方的要求，军方仍固执地坚持“统一综合作战计划”的设想。到 1963 的底，麦克纳马拉的计划已基本就序。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将增

至 1000 枚左右，介于“新面貌”计划中 600 枚和空军要求的 1450 至 2000 枚之间。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的核心是两种新型号的“民兵”式固体燃料导弹。潜艇将从 29 艘跃增至 41 艘，携带 656 枚导弹。轰炸机将从 1500 架的高峰减至原来的一半，但其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麦克纳马拉对“确保摧毁”所需力量进行的分析，部分依照了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在 6O 年代的前景所作预测。这种分析命名麦克纳马拉更加深信，苏联有朝一日会同美国达成核均势。这个结论既不能改善部队发展计划，也不能巩固肯尼迪的政治前途。麦克纳马拉审查了空军的轰炸机方案，重新制定了战略部队发展计划。他砍掉了 B—70 型超音速高空轰炸机和机载的“空中闪电”式导弹。美国现在可以通过提高弹头的命中精度，来减小弹头的当量，这一新的发展将使美国可以在发射井中部署的和潜艇动载的下一代导弹上安置更多的核弹头，在麦克纳马拉限定了发射装置的数量后，很快就批准研制可打击不同目标的分导式多弹头再入飞行器，作为对付苏联第一次打击的又一种赌注。麦克纳马拉热衷于发展由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因为他所进行的研究表明，这样一种力量的组合可以制止对方发动旨在解除美国核武装的第一次打击，确保以打击城市作为报复的最终威慑。尽管批评者们认为，“确保摧毁”战略仅仅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旧瓶装新酒，但麦克纳马拉的计划中已包括了强大的打击军事力量的潜力，而且到 1967 年已完成了这个计划。

麦克纳马拉不肯接受建立积极与消极防御系统对付苏联导弹攻击的方案，因为他认为，无论从战略、经济和公众的无知程度看，这种防御都是不得要领的。虽然为国防部长办公室改善了轰炸机防御系统，而且支持对卫星与地面雷达监视系统进行重大改进，但麦克纳马拉驳回了军种提出的发展反弹道导弹的计划，直到 1967 年，国会和林登·约翰逊总统才迫使他同意最低限度地发展反弹道导弹。麦克纳马拉决不认为陆军不能击中一枚来袭的弹

头，他只是认为苏联只要略微增加弹头数量就可以对付要地防御或地区防御系统。麦克纳马拉还将同样的逻辑推理延伸到保护城市居民免遭核武器效应的危害方面上。从技术上讲，如果发生战争，防御放射性微粒的掩蔽部无疑可以保护一些生命，但建立一些这样的公共掩蔽部需耗资约 400 亿美元，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估计费用也大体相当。麦克纳马拉的战略顾问人员还担心，民防系统会使苏联人判断美国人以为他们可以打一场核战争并生存下来。 1961—1962 年，政府关于建立最低限度的掩蔽部的计划得到了公众的狂热欢迎，麦克纳马拉又依靠“确保摧毁”战略找到了一个借口。

肯尼迪政府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不愉快的事实，既没有哪种简单易行的技术手段可以消除核战争的风险。肯尼迪政府继承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的军备控制谈判的做法，尤其是关于限制核试验的谈判，因为大气层中核试验的放射性效应促使公众要求禁止核试验。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都一致断定，限制核试验可以将其他国家排除在核国家之外。 1963 年 10 月，美国、英国和苏联同意今后只进行地下核试验。后来，其他一些国家也在《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了字。在核时代，军备控制第一次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核威慑面临的诸多难题进一步促使肯尼迪努力改善美国的一般任务部队。“灵活反应”理论的核心就是，设想使用非核部队去进行威慑和作战，可以减小核升级的可能性。麦克纳马拉满腔热情地接受了这种看法，认为美国需要拥有能打“两个半战争”的常规力量使美国既可以成功地保卫北亚和欧洲，又可以保卫盟国范围内的任何受到暴乱威胁的国家。虽然美国并没有真正达到这样一种战备水平，但政府将武装部队增加了 25 万人，还将新增加的国防开支（每年约 100 亿美元）的 80％用于发展常规力量。

“灵活反应”战略给北约带来了多方面的后果，因为其目标本身就是多方面的。首先，麦克纳马拉的专家们通过经济分析和传统的作战序列分析的方法，仔细研究了苏联的武装力量，断言苏联的真正威胁是 46 个师，而不是“新面貌”战略的计划人员估计的超出此数一倍的力量。常规防御似乎是真正的选择。在美国的倡议下，北约在中欧的军队从 21 个师增至 27 个师，飞

机从 3000 架增至 3500 架，武器的现代化也继续加速进行，使盟国的战斗力

得到了加强。 1963 年，北约的年度军事演习中包括了从美国向德国增调部队的行动。随后，陆军便加快了为增援部队预贮武器、车辆和全部物资。然而，北约的核武器及争议很大的美国诫略威慑的可靠性等问题给联盟带来了一些混乱。北约防务计划人员于 1967 年在第 MC14/3 号中文件中正式批准了“灵活反应”战略，这就意味着美国可能不会为西欧去冒核战争之风险。饶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北约的部队发展和战略减少了对战术核武器的依赖时，联盟内部发生了另一次重大变化，使战争初期出现核升级的可能性再度死灰复燃了。

在北约通过第 MCI4/3 号文件之前，肯尼迪政府就已尽一切努力向北约国家的领导人保证，“灵活反应”并不意味着抛弃了北约。但它同时又发出与此自相矛盾的信号。 1962 年，美国砍掉了一项耗资巨大的空射导弹研制计划，而这原是准备使英国的战略轰炸机现代化的方法。美国还坚持自己不帮助法国发展核武器的决定。戴高乐总统之所以坚持发展核武器，有其国内的原因，但其主要目的是削弱英、美对欧洲的影响，并使苏联对法国的政策更难作出估算。法国的核理论家们不赞同麦克纳马拉夫于法国核力量会破坏威

慑稳定性的观点。法国反而是坚持说，它的核力量还可以弥补“灵活反应” 战略造成的信誉差。为了加强法国在军事上的独立性，戴高乐于 1966 年宣布，法国将退出北约的军事一体化组织。这一决定使北约失去了其后勤保障的地理纵深，并对北约飞机关闭了法国空军基地。法国部分退出北约使苏联意识到，北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可以用高明的外交手段来利用这种分歧。此外，法国此举使西德成了欧洲大陆的北约重要盟国，使北约屈从于西德提出的采取前沿防御并尽早使用核武器的要求。

麦克纳马拉竭力加强军队在下使用核武器情况下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反映了“灵活反应”战略的实质。尽管麦克纳马拉怀疑建造动力航空母舰是否明智，但他允许海军航空兵实现现代化，并允许海军保持 24 艘航空母

舰。他还批准了一项两栖部队的建设计划，允许海军陆战队保留 2 个师或飞机联队的力量。麦克纳马拉还敦促陆军加强野战部队的火力与机动能力。虽然陆军增加了 2 个师，但其改革主要是体制上的。办法之一是陆军改编了其装甲师和机械化步兵师，使之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装甲部队，具有灵活的编制体制和战术思想。另一方法是，将陆军航空兵的发展计划置于最优先的地位。1962 年，麦克纳马拉作出了两项重大决策，开创了空中机动时代。他成立了一个由陆、空军联合编成的“打击司令部”，将陆军中机动能力最强的部队（2 个空降师）与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合为一体。麦克纳马拉还批准大大扩充战术空军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特别是采购了一些大型战略运输机。他还组织陆军对空中战术机动问题进行了一次内部研究，建议组建一个完整的空中突击师。该师不仅可以运送步兵作战，而且武装直升飞机组成的“空中骑兵”部队可以不采取地面行动便独立地攻击敌军。此外，陆军还加强了每个师的直升飞机力量。与此同时，陆军限制了固定翼飞机的发展，以缓解空军对于陆军不久将可以全部承担其自身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的担心态度。

麦克纳马拉还审查了“新面貌”政策下的预备役部队，对其结果不甚满意。1961 年 6 月，肯尼迪在维也纳同赫鲁晓夫会晤，就国际政治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肯尼迪回国时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给苏联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位软弱的领导人。8 月，赫鲁晓夫建立了柏林墙，不许避难者逃往西柏林，接着又对盟国在该城西部的控制权进行威胁，此举更加深了肯尼迪的担心。麦克纳马拉将 14.8 万名预备役人员征召到现役部队，一方面是为了加强战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出外交信号。征召的结果喜忧参半。空军的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以及海军的空中和水面部队的战备水平尚佳，但陆军后备队和陆军国民警卫队在训练、人力、装备和热情方面都严重不足。翌年解除动员后，麦克纳马拉建议合并陆军和空军的后备队与国民警卫队，在国会引起了轩然大波。麦克纳马拉转而采取了一种较温和的办法，规定空军和陆军国民警卫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作战部队，空军和陆军后备队的任备是提供支援。他还为“精选”预备役部队增加了训练经费，并支持预备役部队内部的改革，将领取训练费的预备役人员从 93.7 万减至 87.1 万，但却提高了部队的战备水平。

“灵活反应”战略遇到的一个重大考验来自古巴，卡拉特罗在那里已对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卡斯特罗使古巴成为输出革命的堡垒，这种威胁激怒了美国政府。它还使共产主义的颠覆活动扩展到全球。1961 年 1 月，赫鲁晓夫在一次重要演说中强调指出，苏联将支持“民族解放

战争”，保护在这种战争中建立起来的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堡垒。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中国的国防部长林彪也都讲过类似的话，这些言论使肯尼迪政府认识到，美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止共产主义颠覆。正如肯尼迪对其最亲密的顾问人员所说的，美国将不得不更加注重于反暴乱作战的能力。 1961

年 4 月，肯尼迪决定秘密组织古巴流亡分子入侵猪湾，这次拙劣的行动证明了肯尼迪自己和美国的无能。这次代号为“萨帕塔方案”的行动既非真正的秘密行动，也非常规入侵，而是寄希望于古巴内部根本没有发生的暴乱，而且空中掩护不足，部门之间的协调极差。经过对这次行动的一系列事后分析

——其中最重要的是由肯尼迪的私人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组织的，美国政府责成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和武装部队把反暴乱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肯尼迪还亲自插手了反暴乱活动，成立了由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以及泰勒和麦乔治·邦迪把持的反暴乱特种部队。

正如一句古老的格言所说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肯尼迪于 1962 年批准了一次联合演习，检验一项入侵古已的紧急计划。经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审查后，肯尼迪同意了这项代号为“猫鼬行动”的计划，其中包括了一系列由古巴流亡者和中央情报局联合推翻卡斯特罗的方案。肯尼迪还亲自过问陆军特种部队的发展和改革情况，这是 2000 人的不为人知的精锐部队，其任务是发生全面地在亚洲和东欧组织从事破坏活动的小分队。麦克纳马拉在国防部长办公室之下也组建了自己的特遣部队，并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类似组织协调一致。为了使陆军率先发展反暴乱部队并研究其作战理论，肯尼迪和麦克纳马拉增加了陆军的军事援助，增建了民事训练班，并为高级文职官员和军民举办关于反暴乱作战的学术座谈会。然而，首当其冲的是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部队及其他各种特种部队），因为总统赋予他们任务是帮助当地村民、民兵和外国的别动部队去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1961 年 11 月，第一批特种部队被派至越南中部高原地区投入作战。但美国政府反暴乱作战的主要地区仍是拉丁美洲。

无论对美国还是苏联来说，卡斯特罗的生存都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阶段，因为苏联已开始向古巴提供大批顾问人员、地面武器、飞机和防空导弹。1962 年夏天，来自古巴的情报说发现了新的导弹，但对此进行的进一步调查

却认为这些导弹设施只是防空系统的一部分。然而在 9 月，空中越界侦察飞机发现了警报信息，苏联正在为 SS—4 型和 SS—5 型中程核导弹修建各种设施（包括萨姆导弹连）。 10 月中旬，肯尼迪及其顾问人员得到结论，苏联

不久即将在离美国南海岸不远处完成 40 枚导弹的部署。在分析了苏联此举的国际政治影响之后，肯尼迪决定迫使苏联撤出这些导弹。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表明，“灵活反应”战略及其加强战备的计划是明智的。严阵以待的美国战略力量，尤其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对苏联构成了如此巨大的威胁（当时苏联只有的 30 枚洲际弹道导弹），以至于双方不可能发生核交锋。北约的常规力量（及其战术核武器）也可确保苏联会在中欧作出反应。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和反潜部队保持了海上力量均势，肯尼迫利用这一点宣布对古巴实行了有限的海上封锁。当肯尼迪同赫鲁晓夫互通既有威胁也有让步的信息时，麦克纳马拉已在加勒比海的南部集结了一支准备入侵古巴的部队，其规模可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织的特遣部队相提并论。11 月初，苏联同意撤出其导弹，作为交换条件，肯尼迪答应不再入侵古巴，危机就此结束，肯尼迪政府总结这次危机中的外交胜利的经验

时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意志、战略核优势和常规部队的高度戒备状态相结合，才迫使赫鲁晓夫除了撤退之外别无选择。“灵活反应”战略同有节制的升级威胁结合使用，使得美国夺回了冷战的主动权。1965 年 4 月，林登·约翰逊总统派出了一个海军陆战旅和第 82 空降师的部分部队，平息了多米尼加的内战，再一次证明了上述结论。但至此为止，“灵活反应”战略在东南亚经受的考验尚未导致对美国国防政策重做出重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