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核战争的阴影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军事政策便从以应付危机为中心转向旨在同苏联进行长期竞争的思想和计划。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总统都采取了“细水长流”的政策。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把美苏竞争看做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事务，因此把自己的国防政策当作遏制共产主义与苏联扩张的主要工具。为了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美国千方百计减少苏联通过动用军事力量或以武力相威胁来作为扩大其国际影响的工具的机会。尽管对国防的手段与费用等问题有着各种分歧，美国的政策仍是建立在对军事挑战的性质作出适当反应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在国会中的一些积极分子的支持下，冷战时期的三位总统进一步明确了遏制、战略威慑和前沿集体防御的政策。

核武器仍是美国战略的核心。无论从政治上讲还是技术上讲，这个时代的核威慑的范围都扩大了，这是因为苏联的威胁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对盟国进行支持的需要以及技术上的突飞猛进的进展也都使核力量的发展成为势在必行的了。到 1965 年，美国和苏联都基本建立起了“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即洲际轰炸机、洲陆弹道导弹和携带有中远程弹道导弹的潜艇，由于利用了热核反应技术，而且命中精度也有了提高，就使得这些运载系统携带的弹头具有更大的杀伤威力，从数量看，美国占有对苏联的核优势，主要是由于美国有一支庞大的轰炸机力量。为了对付这种潜在的优点，苏联建立了由截击机和导弹组成的密集防空系统，并研制了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由战略火箭军来操纵。在这一时期，美国的核力量和城市新面临的威胁增加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自身日益扩大的脆弱性，因此谋求建立更复杂更强有力的威慑来减小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战略威慑的另一个作用是将威慑扩大到美国的盟国。北约成立伊始，便享受到了美国核武器的完全保护。但是，随着苏联对美国核威胁的增长，人们开始怀疑一旦战争爆发，战略空军司令部能否立即派出飞机来拯救欧洲。为了保卫西欧及南朝鲜与日本，美国研制了用于前沿部署的核武器，包括部署在北约国家的中远程导弹、可投掷核武器的空军战斗轰炸机和舰载飞机。地区性核战争的选择有利也有弊。一方面，它表明了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不可分割，同时提供了一种低于总体战争的核选择余地。另一方面，这样做使得美国的战略同其盟国的行动联系在一起，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美国自身的生存都处于危险状态时，美国的保证是否还有意义。

错综复杂的核外交加剧了自由世界和兵产党世界内部的紧张关系，在苏联和美国同各自的盟国之间造成了分裂。法国由于对美国拒绝帮助其发展少量核武器感到不满，便率先发展自己独立的“打击力量”，并于 1960 年爆炸

了一颗核弹头，还在 1966 年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然而苏联在亚洲却

遇到了更大的难题。 1950 年就同苏联结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苏联帮助

实施其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当苏联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之后，中国于 1964 年爆炸了他们自己研制的核装置，核扩散为日益令人担忧的国际事务增添了新的内容。

核战争的可怕阴影促使美国和苏联将军备控制谈判作为其军事计划的补充手段。艾森豪威尔总统赞赏军备控制的作用，认为它可以防止有人“愚蠢地发动一场愚蠢的战争”。尼基塔·赫鲁晓夫则把美苏军备谈判当作苏联政策的一种武器，因为它可以为苏联的战略计划赢得时间，能使苏联军事力量

的强大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能起到分裂北约的作用，还能推动西方的和平运动。

好像还嫌战略威慑的政治意义不够复杂似的，美国又企图在欧洲以外地区建立区域性联盟，以防止苏联和中国的干涉或颠覆。朝鲜战争的经验教训给人们提供了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和应该避免什么结果的实例，“不要再来一次朝鲜战争”，作为一条深入人心的口号，已简明地说明了美国应避免再次卷入一场目标有限的地面持久战争。而北约的前沿集体防御的模式——已通过“里约条约”扩大到拉丁美洲，并通过双边条约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则可能同样也适用于亚洲和中东。1954 年，美国决定不使用核武器或常规力量去挽救法属印度支那，而试图通过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保住东南亚的反共势力。它还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义务扩大到了新成立的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等国。1955 年，美国又在中东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通过加强联盟，美国对外政策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

美国并不仅仅依靠军事联盟去遏制共产主义颠覆。它还通过提供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和秘密行动来对付革命者发动的起义，并在希腊和菲律宾获得了成功。接着，美国政府又使用中央情报局分别推翻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伊朗政府（1953 年）和危地马拉政府（1954 年）。当 1958 年用同样的方法在黎巴嫩行不通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便派遣了一支由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组成的特混部队去制止内战，并对叙利亚可能的干涉进行威慑。在 60 年代初期，在艾伦·勒斯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的反颠覆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它进行了在古巴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刚果反对共产党游击队的秘密活动。在它进行秘密行动和提供军援的诸战场中，老挝和南越的局势形成了旷日持久的难题。

美国安全政策要求总统享有更大程度的行动自由。虽然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政绩各有千秋，但他们都有相对的行动自由，除批准一年一度的预算方案之外，国会的干涉较少。这几位总统尽管属于不同党派，但都通过操纵国会中跨党派的国际主义者联盟（包括所有重要国会领导人和委员会成员），掌握了安全政策方面的主动权。每当总统们的实力受到考验时，他们都能以胜利而告终。艾森豪威尔就曾成功地挫败过国会限制他同外国政府签订行政协定的权力的企图，而在 1954 年，艾森豪威尔又在帮助中国国民党人保卫金门、马祖和澎湖列岛等近海岛屿的问题上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当时的表决结果是众议院 410 票对 3 票，参议院 83 票对 3 票。10 年之后，约翰逊步艾森豪威尔的后尘，从国会获得了在东南亚使用军事力量的自由权。对《东京湾议案》的表决戏剧性地表现出了总统推动政治进程的能力。

国会对集体安全的热心来源于公众的支持。民意测验和选举不断告诉华盛顿，要警惕苏联人，并保住美国的军事优势，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

末。国防开支并未使公众感到苦恼，因为在朝鲜战争之后大复员以后的 10 年中，国防预算在联邦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实际上，某些国防开支的意义已超出了军事安全的范围，如修建洲际公路，改善对公众的教育，研究与开发高技术，支持航空、电子、造船与运输工业的发展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茁壮发展的国家目的感在战后又持续了 20 年。约翰·肯尼迪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信誓旦旦地说，美国将“为了自由的胜利⋯⋯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承担任何负担”。他的话表达了 1941 年以来美国国民的共同心愿。

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当选为总统之后的一年中，他重新制定了美国的国防政策，使之适应朝鲜战争后那种不战不和的时代。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被称为“新面貌”，它要求重新估价苏联的威胁。简要地说，艾森豪威尔认为，象朝鲜战争那种代理人战争以及来自国防开支的压力会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所以，他保证在他执政后的头两年中要削减 140 亿美元的联邦预算。预算削减的主要对象是国防开支，因为国防部的开支最容易削减。

艾森豪威尔政府于 1952 年 12 月至 1953 年 10 月期间制定了它的“新面貌”政策，并宣布其目的是要获得“力所能及的安全”。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承担了根据预算情况制定战略的任务。政府在 1954 年财

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拨款中削减了 50 亿美元，又在 1955 年财政年度提出了总

额为 350 亿美元的数额。尽管政府从未完全达到其削减预算的财政目标，但

还是将国防开支限制在 400 亿美元左右。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两个任期内，国防预算在联邦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从 64％下降到 47％，平均每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0％左右，即使在 50 年代末通货膨胀以及高技术武器的实际价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政府也仍然坚持着“新面貌”政策规定的预算计划。

为了稳定国防开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强调发展常规力量，而只强调核武器的威慑和实战潜力。上届政府留下的现役兵力为 350 万人，到 1960

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其减到 247 万人，远远少于参谋长联席会议设想确保国家安全的必要数额。兵力的削减迫使各军种放弃了朝鲜战争时代的扩张计划，到 1960 年，陆军裁减了 6 个师，空军裁减了 15 个联队，海军裁减了 300 艘舰艇。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新面貌”政策深感不安，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思想缺乏远见。在一些特别研究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新成立的专门工作班子的协助下，艾森豪威尔于 1953 年 10 月组织起草了第 162/2 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要求国防部为各军种装备核武器。今后象朝鲜战争类型的局部战争应由美国的盟国动用各自的地面部队，在美国的空军和海军支援下去进行。

艾森豪威尔政府急干将“新面貌”政策与其对外政策的目标挂钩，将核技术的开发利用同推行对共产主义更富有进攻性的遏制政策紧密地联系起来。艾森豪咸尔对小型核弹头的发展印象深刻，认为这种核弹头可用来更精确地对准军事目标，“就象使用子弹或别的武器一样”。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认为，核优势给了美国以对付苏联人的利器，他说：“我们今后不会让共产主义者在世界各地挑战型战争中把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而是将依赖能按我们的意志，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去打击侵略策源地的机动报复力量。”国务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 1953 年对美国国防政策进行审查之后，

于 1954 年 1 月声称，美国政府将依靠以核升级相威胁来威慑或阻止共产党发动的局部战争。俄国人的冒险主义必将以苏联的生存为代价，因为“美国将主要依赖其强大的报复力量，在我们自己选择的地点，用我们选择的方式，迅速进行⋯⋯”。

“新面貌”政策反映在了政府的下述看法：苏联人将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千方百计削弱美国，分裂北约，把新独立的第二世界国家纳入共产主义的轨道。在估价苏联的军事力量方面，政府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苏联 1953 年爆炸了一个聚变核装置后，收集情报方面遇到的困难变得更加举足轻重了，因为“新面貌”政策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要对苏联摧毁美战略空军轰炸机基地及美国主要城市的能力作出准确的判断。美国政府在情报搜集方面

已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批评者们则根据面临的问题指责艾森豪威尔过分乐观。到 1960 年，如何评价苏联威胁的性质已成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冷战初期，美国的情报专家——主要是中央情报局——主要依赖于观察人员对苏联的科研与军事活动的报告。50 年代中期以前，大批难民和被遣返的德国战俘以及叛逃的苏联人都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情报。但无法无天的克格勃加强了苏联的国内保密工作后，由人提供的情报很快就不多了。中央情报局力图通过在苏联安插间谍，利用西德控制的间谍网，以及同英国和法国的情报部门合作等手段来收集情报。但这样做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苏联间谍已渗透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情报部门。中央情报局将情报搜集工作和秘密活动都划归计划处统一负责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计划处的人对秘密活动的热情远胜于情报搜集。

美国政府转而依靠技术而不是间谍去搜集情报。艾森豪威尔政府增加了对上届政府 1952 年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拨款，并扩充了其工作人员。国家安全局的任务是窃听。它的监听站窃听别国的无线电通信和电话，试图破译和分析数以百万计的电报，但成功率有限。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在东欧的电话线进行搭线窃听则更成功一些。然而，通信情报也不能使中央情报局相信它已很好地掌握了苏联的军事发展情况。它在军队的同事们（尤其是空军的情报部门）也同样忧心忡忡。

美国情报部门又在寻找其他手段窃取苏联的情报。其中一种技术手段是沿苏联边境建立一系列雷达站，以监视苏联的飞机和导弹试验情况。到 50 年代末，从欧洲经土耳其、伊朗直到巴基斯坦，都建立起了这种雷达站。但没有任何手段可以代替穿越苏联领空进行直接观察，而这种飞行的实际问题是难以解决的。美国空军曾采取了代号为“天钩”的行动计划，释放高空气球飘到苏联境内，但飘忽不定的风向气流常常限制其作用。有人驾驶飞机更为可靠但也更加危险。1952—1953 年，苏联的截击机拦截过美国空军和英国后空军飞绕苏联边境和飞入苏联欧洲和亚洲领空内的飞机。中央情报同只有获得一种具有可以飞得高过苏联防空系统能力的飞机，才能进行穿越苏联领空的飞行。洛克希德公司的凯利，约翰逊设计的 U—2 型飞机满足了中央情报局的需要，因为这种机身细长，形似海鸥的飞机可以在 7 万英尺的高空横穿

苏联全境。从 1956 年首次飞行开始，U—2 型飞机在随后的 4 年中，作过 20

至 30 次越境飞行，拍摄了许多照片，据中央情报局一名官员称，情报分析人员掌握的有关苏联军事发展情况的确切情报有 90％左右来自这些照片。1960 年，被美机越境飞行所激怒的苏联人用他们最新的高空防空导弹击落了一架U—2 型飞机。国际舆论为之哗然，艾森豪威尔只得停止了这种越境飞行。

美国政府手中很快就可得到另一种可取代 U—2 型飞机的其他手段。艾森豪威尔的科学顾问们（特别是小詹姆斯·基利安）和空军的研究与发展部门以及中央情报局同心协力，争取到了对侦察卫星的拨款。 1955 年，侦察卫星计划获得了最高拨款优秀等级，结果研制出了一种装有波拉罗依德公司生产的高分辨力照相机的有效的卫星。但要为卫星找到一种合适的发射运输工具却困难重重，部分原因是由于在军队、中央情报局和航空工业部门的内部官僚主义横行，互相勾心斗角。为了指导卫星计划的进行过程，艾森豪威尔于 1959 年批准成立了“国家侦察办公室”，其工作受空军的全面监督。到

1960 年底，卫星已可投入使用。另外，中央情报局还于 1960 年通过英国情报部门策反了苏联情报部门的一名变节上校，名叫奥列格·彭科夫斯基，他

提供了有关苏联导弹发展情况的详细的重要情报。总之，政府通过技术手段和从彭科夫斯基得到的情报，对苏联的威胁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其程度远远多于它对批评者承认的程度，原因是怕透露了情报来源。

由于在 50 年代有关苏联航空兵作导弹发展的准确情报不多，空军因此夸大了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情况。关于苏联威胁的争论本来应该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中央情报局和空军之间的争论，但事实却是国家安全问题成了引人的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4 名有志间鼎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林登·约翰逊、亨利·杰克逊、斯图尔特·赛明顿和约翰·肯尼迪）都竭力使“新面貌”政策成为总统选举中值得发难的问题。第一场斗争是 1954—1956 年的“轰炸机差距”事件。由于对苏联飞机生产能力估计过高，加之苏联举行一次耸人听闻的“空军节”轰炸机检阅，美国空军的专家们估计，到 1961

年，苏联的重型轰炸机将从 50 架左右增加到 800 架。尽管到 1957 年已对此

预测作了更切合实际的修证（约 200 架），但“轰炸机差距”事件给人留下

的印象是，美国面临着一种其防空系统无法对付的严重威胁。 1957 年，收到的警情更加骇人听闻了，当时苏联用 SS-6 型固体燃料火箭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美国情报专家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原来估计 SS-6 型火箭在 1960 年之前不可能投入使用。在 1958 年，中央情报局做出的下一个估计

是：到 1961 年苏联将可部署 500 枚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差距”又引起了对“大规模报复”和“新面貌”政策的新的一轮指责和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自豪地把战略空军司令部视为美国防御力量的核心。在“新面貌”政策执行期间，战略空军司令部装备了新式的飞机和核武器，扩展了基地系统并改进了通信设备。1954 年，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约 1000 架 B—36 型和 B—47 型轰炸机，到 1960 年增加到近 2000 架飞机。尽管射程有限的 B47 型轰炸机仍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力部队，但战略空军司令部又补充了 500 架新式的 B

—52 型轰炸机。B—52 型轰炸机于 1955 年投入使用，由于性能可靠，操作方便，深受机组人员的欢迎，它给战略空军提供了其梦寐以求的喷气式洲际轰炸机。战略空军司令部还继续扩大其基地网，以蒙蔽苏联的计划人员。战略空军司令部在美国本上的基地由 1954 年的 37 个增加到 1960 年的 46 个，同

期的海外基地也由 14 个增加到 20 个。

然而，由于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压力，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在威慑方面的垄断地位被削弱了：第一种来自苏联的防空系统和洲际弹道导弹，第二种来自政府文职官员对战略威慑和部队结构所做的认真审查，第三种来自军种之争的竞争。结果，美国加快了自己的洲际导弹发展计划。虽然各军种自 1945 年以来都在研制各种导弹，但谁也没有把导弹计划放在首位。在空军内部，科学委员会的调查和兰德公司的研究都对轰炸机的前途表示了怀疑。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建议将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和飞航式导弹）纳入美国的威慑力量，这一立场得到了空军的两位著名科学顾问西奥多·冯·卡曼和约翰·冯·纽曼的大力支持。一批空军将领敦促采用更宏伟的导弹发展计划，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得知陆军组织了以顽强进取的韦恩黑尔·冯·布劳恩为首的导弹研究班子。这场推崇导弹的争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美国期望自己的部分核武器在遭到苏联的第一次打击后仍能生存下来，它需要发展某种可以补充轰炸机力量的武器。

1955 年，艾森豪威尔将导弹研制置于整个军事研究与发展中的最优先地位。部分原因是总统接受了他手下的技术能力委员会（由基利安博士任主席）

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强调指出了苏联核威胁的增长，并建议美国作出重大努力。空军早已跟上了这种变化，成立起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研制两种洲际弹道导弹——“大力神”和”宇宙神”。这些导弹的主要性能是：具有 5500 英里的射程，可携带一颗百万吨级的弹头。经国防部批准后，空军还推进了中远程导弹和飞航式洲际导弹的研制，从技术上讲，这些导弹比洲际弹道导弹更先进，结果，空军研制成功了“雷神”式中远程弹道导弹和“鲨蛇”式飞航导弹，分别于 1957 年和 1958 年开始部署。陆军也在研制自己的“丘辟特”式中远程弹道导弹，并且也在同一时期内通过了试验。空军还开始了第二代洲际弹道导弹——“民兵”式导弹的研制。这种导弹设计采用固体燃料和全惯性制导技术，并且具有足够的强度，可以部署在抗毁的地下混凝土发射井中。第一代洲际弹道导弹、中远程弹道导弹和“鲨蛇”式飞航导弹却具有与轰炸机相同的不足之处：它们的发射准备时间过长，而且只能在地面发射，使之成为第一次打击目标。到 1960 年，空军已拥有 12 枚“宇宙神”式洲际弹道导弹、30 枚“鲨蛇”式飞航导弹（部署在美国本上）和 4 个“雷神” 式导弹中队（部署在英国）。耗资巨大的“民兵”式导弹的研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之中。

在 1955 年优先发展导弹的决定中，海军也获准重点研制自己的中远程弹

道导弹，从而加中入了实施核威慑的任务。实际上，海军早在 40 年代末就要求拥有核武器，但当时主要是想用它装备其舰载飞机。海军在朝鲜战争后采购的 6 艘“福雷斯特尔”级航空母舰和“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都设计了可供新式道格拉斯 A3D“空中武士”式飞机起落的飞行甲板，这是一种真正的核轰炸机。 1954 年，海军部署的全部航空母舰全都装备了核武器，以便打击苏联的港口和海军力量。

在 50 年代中期，海军改变了航向。原因是海军拥有了生存能力很强的发射平台——核动力潜艇。在海曼·里科弗这位天才的急性子工程技术军官的推动下，海军建造了第 1 艘核动力潜艇“缸鱼”号，并于 1955 年开始服役。里科弗对于官僚政治十分在行，他组织了一个包括来自他所在的海军、原子能委员会（里科弗是其成员之一）、国会、威斯汀豪斯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人在内的支持核动力的联盟。里科弗眼中的核潜艇是用来打击舰艇的利器。但新任海军作战部长阿莱·伯克却把核潜艇看成是可装备从水下打击地面目标的导弹的运载平台。但海军没有这样一种导弹，因为海军重点研制的是只能供水面舰艇和浮出水面的潜艇发射的“天狮”式飞航式导弹。1957 年，伯克下令海军的中远程弹道导弹计划要朝着研制一种可供潜艇从水下发射的固体燃料导弹方向。为此，他仿照空军的做法，成立了由他的参谋班子、原子能委员会和洛克希德公司人员组成的特别计划处，于 1960 年制造了射程为

1500 英里的“北极星”导弹。由于这种导弹有效载荷有限，精度不高，所以它的弹头只能摧毁面状目标。尽管如此，早于它的发射平台生存能力较强，所以舰队弹道导弹成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战略威慑补充力量。

白宫和苏联人都帮了伯克的大忙。为了审查美国的核力量状况，国防动员局科学顾问委员会于 1957 年 4 月专门成立了一个“安全资源小组”。该小

组又称盖瑟委员会，当它于 11 月提交报告时，苏联的“人造卫星危机”使得该报告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盖瑟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指出了美国在核攻击面前的脆弱性和美国防空系统与民防计划的落后状况。横在美国与核毁灭之间的唯一屏障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而盖瑟委员会认为，战略空军司令

部不应独力承担这一重担。1957 年，海军要求研制 3 艘导弹潜艇，政府却批准了 5 艘，并把投入使用的日期从 1962 年提前至 1960 年。里科弗支持了舰队弹道导弹潜艇的研制工作，因为只要它们是核动力的，他便一视同仁。1960 年，第 1 艘“乔治·华盛顿”级舰队弹道导弹潜艇载着 16 枚“北极星”海射弹道导弹开始了巡航。

原子能委员会所属的劳伦斯·科弗摩尔实验室和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又创造了更多的军事奇迹。在第一次聚变核爆炸后的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核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找到了大幅度缩小核武器体积的方法。第一个聚变核装置长达 22 英尺；而陆军的“大卫·克罗克特”迫击炮使用的核炮弹只有 2 英尺长，

直径 12 英寸。氢弹的设计也发生了变化，利用枪机式引爆装置和高密度合金，就可以用更少的放射性材料来实现链式反应爆炸。在一段时间内当新闻报道还在说放射性材料最少需要 50 磅左右时，实际的最低限度已经到了制造

一枚武器只需 12 磅钚和 22 磅浓缩铀的水平了。弹头体积缩小就意味着弹头数量随之增加，发射装置的种类也更多了一一有了地面发射和空中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深水炸弹、鱼雷、炮弹，火箭和地雷等多种核武器。在“大规模报复”这个概念模糊的术语后面，存在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美国简直可为其武装部队制造数以千计的核弹头。

美国核武库的急剧扩大并不是美国力图削弱苏联威胁的全部军事努力内容。空军和陆军都在想方设法建立一种有效的防空系统。这一做法既耗资巨大，结果又令人失望。一位空军参谋长若有所思地说：“实用的防空系统就象是一团乱麻⋯⋯”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国防部在防空系统方面到底花了多少钱，但估计在整个 50 年代中，其数目高达 400 亿美元。当苏联的办法似乎是来自其轰炸机力量时，美国的防空计划人员使设法获得了足够的经费，以建立一种切实可行的防空系统，但各军种的官僚机构对此任务的争夺，使防空系统平添了一股酸味。 1956 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规定，空军负责区域防空，陆军负责要点防御。这一规定实际上恰恰颠倒了双方的利益，因为空军要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实施要点防御，而陆军却认为它拥有足够的装有常规弹头和核弹头的“奈基”系列地对空导弹，如果能获得空军超音速截击机的支援，就能执行有效的区域防主任务。空军自己的“波马克” 式防空导弹计划的发展，已使问题复杂化了，而当形势日益明显——威胁是来自洲际弹道导弹而非轰炸机时，问题就更加混乱不堪了。陆军坚持认为，新式导弹——“奈基—宙斯”式导弹可以用来拦截弹道的弹头。而空军却想赶快研制一种以卫星为基地的防空系统。争论中唯一的共同认识是，美国需要拥有一种更好的顶警系统，于是，政府于 1957 年开始研制弹道导弹预警系统。

随着核部队的类型逐步增多，美国国防计划人员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并没有一个在威慑失灵时使用这些核力量的统一计划。更重要的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和导弹同海军的舰载飞机与潜射导弹相比，在威胁敌人目标以确保威慑效果的相对作用方面优劣难分。国防计划分析人员总被一种多余而又重复开销的感觉折磨着。 1960 年，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成立了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处，并责成它根据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应急作战计划” 和海军的有关文件制定一个计划。从某种程度上讲，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处必须协调两种不同的核威慑观。海军强调把苏联的城市当作人质的重要性；空军则认为，主要打击目标应该是苏联的战略力量。应根据苏联军事目标数量

的不断增加而相应增加美国弹头的数量，并提高其命中精度，当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处于 1961 年制定出第一个“统一综合作战计划”时，它沿用空军的观点，强调打击苏联的核力量。苏联的军事工业和华约的地面与空中力量被置于较次要的地位。实际上，根据“统一综合作战计划”，苏联的许多主要城市也将遭到摧毁，因此，该计划也可以设想成以“有限地”或“对等补偿地” 打击城市相威胁来确保威慑。但计划人员都无法预测到底采取何种威胁程度才能真正威慑住苏联。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认为“新面貌”政策中的威慑政策是确保美国安全的唯一方法，因为达成国际军备控制协议也可能会对美国有利。美国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是核扩散、核突袭和核试验等。 1953 年 12 月，艾森豪威尔建议通过国际合作在一个国际组织的监督下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此建议产中了国际原子能暑（1957 年），这样的安排一方面可以推动核电站的建造，另一方面也可禁止核武器的扩散。美国政府相信利用核能的计划将消耗世界上的大量铀矿产品，但新铀矿的发现使美国的计划落空了。由于害怕国际核查，苏联故意拖延联合国出面组织的会议。上述问题又促使艾森豪威尔提出了第二个军备控制倡议，即于 1955 年 7 月提出的“天空开故”的建议。艾森豪威尔担心有人会突然发动第一次打击，建以缔结一项国际协定来保护越境侦察飞行。联合国对此不感兴趣，美国和苏联便开始进行双边会谈，双方在允许飞机越境飞行的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定，但默认了将来侦察卫星的部署。

由于可能出现核扩散，加之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气层的核试验对人体健康有害，这就促使美国政府要求联合国就限制核试验举行会谈。美国和苏联再次在核查时间和程度的程序上各执己见。到 1958 年，谈判已转入就探测核爆炸方面的技术问题举行国际科学会议。这些会议提出的结论是，除在地下深处进行的核试验外，其他形式的核试验都可以被准确无误地探测到。地震检测专家相信，他们不久就可以区别出地震与哪怕是小型的（2 万吨）核爆炸。由于对联合国谈判的繁琐程度大失所望，美国、英国和苏联便于 1959 年举行三边会谈，并在一年之内草签了一项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和水中进行核试验的条约。1960 年的 U—2 飞机事件使会谈半途搁浅，但美苏已站在了它们的第一项重要军控协定的门槛上。正如法国和中国立即指出的，禁止核试验对非核国家的限制比对美国和苏联的限制更大，但有限地禁止核试验就算不能消除世界各国之间的互不信任，至少也可以消除大气层中的放射性污染。这些谈判表明，核战争的危险可以通过协议来削弱，从而给美苏军备竞赛带来了新的气象。

美苏战略力量的增长和多样化，加上美国政府谨慎的军备控制倡议使威慑理论深入人心，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间人士提出的。民间人士的各种分析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的以威胁城市进行报复的威慑观点提出了质疑。盖瑟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只不过是对此质疑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份。兰德公司应邀对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基地情况作了审查之后，对轰炸机的生存能力提出了怀疑，并强调指出了不易受攻击，又不带挑衅性的第二次打击能力的重要性，必要时可用它来摧毁苏联的战略力量。兰德公司在作了进一步研究之后提出了“只打击军事力量而不打击城市”的思想，国防部长手下的武器系统评估小组提交的一份报告、空军的一些研究结果、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撰写的一份关于国防政策的公开报告也都体现了这一理论。总统科学顾问

委员会也是主张修改战略的同盟者。在军队内部，陆军参谋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和一些科学家、工程师、社会科学家等理论工作者也都持有同样看法。在这些主要理论家中有伯纳德·布罗迪、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威廉·考夫曼、保罗·尼采、亨利·基辛格、查尔斯·希契、亨利·罗恩和赫尔曼·康恩。

50 年代的这批民间“国防专家”提出了一整套思想，对参议院批评“新面貌”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对威慑理论的研究热情部分是来自基础理论工作者的学术需要，特别是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哲学博士来说更是如此。另一个原因是源于经济理论的令人信服的分析方法，数字胜于文字，这种研究还产生了一种额外的影响，就是人们越来越相信职业军人提出的传统战略思想在核武器的世界中已不再适用了。一些新的威慑理论的确使传统的军事思想显得过时了。有一种观点认为，要使威慑切实有效，只有将生存也考虑在内，而且必须使苏联也正视这种生存能力。第一次打击力量不应体现出威胁性，否则会招致对手先发制人的打击。至于如何才能使核力量一方面具有足够大的力量能确保其生存能力又能打击苏联的军事目标，而另一方面又不显得那么具有威胁性，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如果威慑失灵，战略部队的目标应该是限制战争，为谈判赢得时间。于是战略用语中不久便出现了“控制升级”、“限制毁伤”等词汇。利用博奕论、心理模拟和边缘效用计算等分析手段更使得战略研究一门高深的艺术。这也为60 年代美国战略力量的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伊始便认为，可以通过国防体制改革来克服部分国防问题，甚至连共和党温和派人士也认为，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之所以“失败”是与其“组织不当”的领导作风有关。另一种观点认为，妨碍经济地制定国防计划的最大障碍是军种之间的相互竞争。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杜鲁门的朝鲜战争政策感到很恼火，便逼迫艾森豪威尔把“属于民主党的参谋长们”消除出去。艾森豪威尔总统采取的对策是，当这些军官的任期一满，就不再委任新职。“新面貌”政策改革国防体制的努力，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到了总统办公室、国防部长办公室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参谋部。但在这些改革尚未同国防计划发生革命性变化时，就又停滞不前了，因为国会不愿放弃宪法赋予它的权力。艾森豪威尔的头两轮改革并未能简化决策工作，只是增加了决策过程中的部门和人员。

艾森豪威尔对国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不陌生，他于 1953 年大力加强了国家安全计划过程中的统一协调。尽管总统没有将其所有的目标都公诸于众，但他正在极力限制国会对他认为属于总统负责的事务进行干涉。艾森豪威尔首先通过每周例会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化。更重要的是，他授权其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特别助理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该工作班子的部分任务是，安排好每周的具体活动日程，然后通过政策计划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这两个跨局机构来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工作班子实际上成了一个融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为一体的非正式机构，并且由于与总统关系密切而胆大妄为。

艾森豪威尔从其在杜鲁门政府时期充当陆军中的政治元老的经验出发，断定各军种都是妨碍有效的进行国防计划和管理的主要障碍。洛克菲勒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证实了他的看法。这份报告于是便成了“第 6 号改组计

划”的依据，这一计划中囊括了政府和国会在 1953 年间采取的各种改革行

动。洛克菲勒委员会的报告要求本着“以最小的代价确保最大的安全，同时不得危及自由制度”的精神，去改组国防体制。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来说，改革意味着加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授予他对扩大了的联合参谋部以任命控制权。国防部长办公室也戏剧性地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改组后的国防部长办公室在原有的副部长和 3 名助理部长的基础上又新增设了 6 名助理部长和一名法律总顾问。这样，国防部长就有了一个在各种防务职能上都不弱于各军种部的工作班子。

经过 5 年的实践，艾森豪威尔政府发现 1953 年的改革还不尽如人意，于

是在 1958 年又在洛克菲勒委员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支持下，提议进一步实行权力集中。这次改革的重点是参谋考勤联席会议。改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获得了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窄务的表决权，而各军种的参谋长们则发现自己被排除在作战指挥程序之外了，现在的程序是从总统到国防部队再到各主要司令部的司令官（这些司令官是指按地理划分的“联合司令部”和诸如战略空军司令部那样的“特种”司令部的首长）。然而国会却不同意指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还允许各军种参谋长继续保留会晤总统在和国会作证的权利。艾森豪威尔把这种权利称为“法定抗上权”。另一方面，国防部长增加了变更与确定各军种职能与任务的新权力

（“重大”作战任务除外），他的助理部长们也随之受益，因为他们可以在各自权限内发布有效力的命令。

现在，国防部长可以设立薪的分管全部范围各种任务的局级机构了。在很大程度上， 1953 年改革中被撤消的许多跨军种委员会都被这些新的局级机构取代了。改组的第一个命令——扩大横向协调——防止了战略计划方面的竞争，而这正是各军种利益竞争最为激烈的舞台。《国家安全法》1958 年修正案设立了国防研究与工程局局长一职，其主要任务是指导高技术计划的发展。托马斯·盖茨这位尽职尽责的国防部长还设立了一个高级计划研究局，负责研制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的超前计划，诚如所料，改革进一步驯服了各军种部队，使之甘居下属，但由于它既没有压缩各军种的预算要求又没有对武器采购和物资管理施行更严格的控制，所以它并没有省钱。

由于国防部长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之问题太多，经费太少，改革并没能取得更大程度上的一致。 1960 年，国防部长盖茨开始每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会晤，以给予更及时的指导。密切的个人关系有助于减少分歧，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有时仍背道而驰，迫使国防部长和总统要违背自己的初衷而作出决定。据统计， 1955—1959 年间，各军种参谋长提出的建议有99％是与总统相一致的，只有 1％是不一致的。从这些数字看来他们是与总统达成了更大程度的一致，但在那 1％的分歧中就包括一些重大的问题。改组未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参谋长联席会议（空军参谋长除外）并不认为“新面貌”政策己回答了国家的军事问题。

国防决策程序的改革没能解决诸如怎样协调前沿集体防御与美国军队的核武器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对北约来说比对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复杂。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继续了上届政府就在北约重新武装西德的问题进行的谈判。由于法国在关于建立德国国家军队的问题上拒不让步，使得第一项计划——即建立欧洲事务共同体的计划胎死腹中。谈判目的则是要确保同意德国建立一支 12 个师、50 万人的部队。到 1954 年底，法国政府中发生

的一个新变化为西德的重新武装提供了机会，法国国民议会于 1954 年 12 月

批准一项修订后的计划，允许德国在北约现行体制内建立自己的军队。联邦德国对其国内外事务有了充分的控制权，并在许诺未经北约同意不得装备核武器之后软化了自己的新形象。

1955 年，西德开始组建国防军。在 50 年代，以康拉德·阿登纳为首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的政治战略是，确保西德的重新武装不影响经济的恢复，不分裂西德，也不削弱北约对美国核威慑力量的依赖。阿登纳无意命名军队的实力超过 12 个师，这一立场就使《里斯本协定》所确定的常规力量目标更加可望而不可及了。西德不坚持要将其军队沿整个边界部署，以使任何苏联的进攻都不能只打击西德本国的军队。

西德在北约登场的同时，美国“新面貌”政策的新重点强调要以核武器取代常规地面力量，北约于 1954 年底接受了这一政策。北约理事会要求制定在战争初期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付苏联入侵的计划，而北约军事计划人员发现打核战争的想法需要承担重大的责任。1955 年，北约进行了一次全面核战争模拟演习，发现要想拯救西德，使它遭到摧毁。在代号为“白纸”的作战模拟演习中，演习人员“使用”了 335 枚核武器，其中 268 枚打在进入西德的

苏联军队之中，这种核手段的反闪击战虽然挡住了苏联人，但也造成了 500 多万人的“伤亡”。尽管如此，1957 年，北约的政治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北约版的“新面貌”政策，批准了一份军事计划文件（第 MC14/2 号文件），要求利用核武器对付任何威胁。他们计划使北约的 30 个师的常备军装备上核武器。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北约的战术飞机。北约理事会同意在欧洲贮备核弹头（那里已有了许多运载系统），到 50 年代末，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已拥

有了约 7000 枚核武器。

北约“新面貌”政策的优点是明确地将美国的核威慑扩大到了欧洲，因为美国要同盟国共同承担战争升级的危险。然而，降低北约常规力量的水平可能会招致敌人的进攻，这些常规力量与其说是作战用的部队，还不如说是象“挡风玻离”和“绊索”一样的“人质”部队。实际上，由于北约计划人员置不利的地理条件于不顾而把东西德边界作为主要防线，因此计划使用核武器将会增大战争初期的易受攻击性，这种前沿防御的战略须确保将战术核武器打在东德境内的苏军头上，但这种战略使得在西德的北约部队无法打一场常规的持久战，因为这就要求在西德西部边境和莱茵河之间实施机动作战。

美国和欧洲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北约战略存在的两难问题。因为它们遇到的一系列危机使北约不得不考虑其军事方面的选择。 1956 年，东德和匈牙利发生了反对苏联占领者和本国共产党政府的未遂暴动。在匈牙利，战斗有越过奥地利边界的危险。1958 年，苏联人又对同盟国占领西柏林的权利进行了挑战。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将军和劳坦克斯·诺斯塔德将军这两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都就加强北约常规力量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因为英国军队的裁减和法国的一些师被派驻阿尔及利亚使北约的常规力量变得更为有限，西德的一些颇有影响的政治家也对依赖战术核武器是否明智的问题提出过怀疑。在美国，北约的核战略受到了亨利·基格和罗伯特·奥斯（有限战争理论的两位祖师）等学者是和詹姆斯·加将军与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等陆军领导人的坚决反对。 1959 年国务卿杜勒斯去世之后，国务院放弃了对“大规模报复”政策和北约政策的控制权。战区核武器的出现不仅没有加强北约的实力，反而引起了新的政治问题。

当“新面貌”政策扩大到亚洲时，战略核威慑与前沿集体防御之间的协调也同样困难重重。为了遏制苏联与中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创建了一个同盟国的网络。这样就可以保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基地，加强亚洲盟国的常规力量。政府很快同南朝鲜（1953 年）和台湾（1955 年）这两个天生的反共独裁政府缔结了双边条约。两个条约都指出，双方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方的武装攻击⋯⋯都会被另一方看作是对自己的和平与安全的侵害”，并保证各方采取共同行动来应付危险。重新武装日本这个问题则更加困难。虽然同意将其国家警察改建成自卫队，但除保持一支 23.1 万人的最低限度的空、海和陆军部队外，将不承担任何其他经济与政治义务。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拒绝充当地区的军事领袖。在 1960 年日本同美国签订普遍安全条约之前，它争得了美国不将核武器运进日本的承诺。

美国将防务扩大到东南亚是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因为南朝鲜和台湾都不反对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也不反对同其共产党邻居作战。当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沿海发生交战时，一些在野人士开始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同南朝鲜与台湾缔结条约是不明智的举动。 1953—1954 年，国民党军队从金马、马祖和澎湖列岛出发，对大陆发动了海上袭击，并向那里派遣了特务。共产党军队进行了报复，威胁要发动入侵，并且用远程火炮进行了轰击。美国政府一面说服蒋介石放弃那些最不易防守的岛屿，并限制其行动；一面又增加对蒋的援助以维持对它的影响，并将第 7 舰队的部分力量部署在台湾海峡。美国还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武器的飞机和可发射核炮弹的火炮。1958 年，金门一马祖危机再起，美国又承担了同样的义务，尽管美国在南朝鲜部署了军队和战术核武器，但保卫南朝鲜也不是毫无风险的，因为非军事区沿线的边界事件层出不穷。如同与台湾国民党的结盟一样，同南朝鲜结盟也使美国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无论是其敌人还是其盟友都可以将政治行动乃至军事行动强加给美国。

艾森豪威尔政府深知亚洲的危险，因为它在 1954 年遇到了最大的一次危机，当时法国军队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一败涂地，艾森豪威尔考虑过采取军事行动（包括使用核武器）打击包围奠边府的越盟军队的可能性，但发现他的文职和军人顾问及北约盟国都对“大规模报复”不感兴趣。尽管雷德福海军上将主张采取军事行动，但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担心只有动用地面部队才能阻止越盟军队。由于无法肯定仅仅通过空中打击是否可以扭转法军的败局，所以艾森豪威尔敦促法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1954 年 7 月，法国和越南共产党在日内瓦一致同意对越南进行暂时分治，并同意老挝和柬埔寨获得独立。由于越南的前途尚吉凶难卜，美国政府便匆匆忙忙加强了东南亚的非共产党势力。它一方面为越南（南越）提供援助，并从事反共秘密活动；另一方面又于 1954 年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只有巴基斯坦和泰国是新的盟国，因为美国早已同英国、法国、菲律宾、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缔结过条约。该组织不同于北约，没有规定集体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1954 年 9 月的附加议定书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翌年 2 月参议院以 82 对 1 票通过了条约，附加议定书也开始生效。

杜勒斯也注意了同中东国家缔结条约。 1955 年，美国一面施加压力，一面许诺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使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加入了土耳其和英国的《巴格达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苏联对盛产石油但政局

不稳定的中东施加军事压力，而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已今不如昔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它可以利用代理人（包括以色列在内）来限制苏联的影响和阿拉伯的民族主义。但到第二年它便发现核武器、结盟政治和石油这三者不能融为一体。当激进的埃及总统加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收回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一起策划入侵埃及，以夺回运河。尽管以色列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在西奈半岛大败埃及军队，但美国却对其北约盟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放弃对运河的远征，美国甚至让第 6 舰队进入阵位，作好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如此担心，部分原因是莫斯科方面含糊地暗示要卷入中东战争，从而出现了核冲突的幽灵。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作用不甚满意，于是又在 1957 年宣布美国将承担新的义务，即凡受到任何由“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国家入侵威胁的中东国家，美国都要为之提供援助。总统得到了国会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认可，国会还批准了总统提出的要求提供 2 亿美元援助的申请。除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外，只有黎巴嫩和以色列赞同国的政策。1957—1958 年，美国政府在中东的遏制政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批激进的陆军军官推翻了伊拉克的群主制度，而另一些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在叙利亚和埃及的支持下威胁着约旦的君主制度和黎巴嫩软弱的联合政府。艾森豪威尔府发现了这背后有苏联插手，因为苏联扩大了向埃及和叙利亚提供的军事援助。虽然美国的财政援助和英国的军事存在帮助于国王侯赛因稳定了政权，但黎巴嫩的局势却演变成了一场内战。为了防止发生政变并安排谈判来解决问题，美国于 1958 年 7 月出兵 1.5 万人占领了贝鲁特。这再一次证明核威慑对地区性冲突和美国的地区性利益基本不起作用。另外，光靠军事援助（1950—1963 年为中东提供的军事援助为 43 亿美元）并不能取代美国的军事存在。

在 50 年代，尽管美国拥有核力量，但拉丁美洲的反共形势却每况愈下。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军事专制政权被推翻后，共产党并没有马上从中捞到好处，却同激进分子一起搞农村起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在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发动宣传和军事攻势，同一支不属他们控制城市游击队遥相呼应。由于受到国内压力，加之美国又暂时中断了军援，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于 1959 年 1 月被废黜。翌年，卡斯特罗的革命政府投靠了苏联，迫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并命令中央情报局组织反卡斯特罗的流亡分子发动了一场入侵。卡斯特罗在美国的大门口取得的胜利，使“大规模报复”战略破产了，未能慑止住西半球的共产党颠覆活动。

艾森豪威尔政府并没有因外交政策出现危机而改变其“新面貌”政策，因为总统要坚决维持既定的国防开支限额。面对经济萧条、国外问题日益严重、预算不平衡、国会难以控制、预算不断增长、国防预算压力增大的情况，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第二任期中强迫各军种压缩其重点发展计划。海军制造第二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费用被砍掉了，新的造船计划只能满足原计划的2/3。倍受宠爱的空军保住了其 137 个联队的计划（50 年代制定的目标），但也只有通过削减兵力才能维持其开支。强调了战略空军司令部就得从战术空军司令部、防空司令部和军事空运司令部中裁减一些联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削减了兵力，砍掉了旨在增加火力和机动能力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