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东林党争的历史意义及其社会思想第一节 东林党人文化斗争的形式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在明代的嘉靖、隆庆年间，展开了以讲学与反讲学为形式的文化斗争。这个文化革新运动，带有异端式的反对传统经院思想的历史意义，最初是由假王阳明学派王艮和何心隐等所提倡。这一运动曾经遭受以张居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残害，企图用迫害来防止当时“风行天下”（黄宗羲语）的泰州学派的活动。万历朝以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执行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政策，取缔东林党要求自由讲学与自由结社的活动。这样的斗争反映出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不同阶级集团的不同态度。泰州学派的人物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和所运用的思想武器是比较激进的， 他们所遭受的迫害也是残酷的。随即兴起的东林学派，带有中等阶级反对派的性质，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比较温和一些，特别是他们的理论武器则更显得陈旧一些。

明代初年的书院很多，讲学依照传统的规格，为统治者所赞许，据续文献通考卷五○所载，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设立洙泗、尼山二书院， 宪宗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在江西贵溪县重建象山书院，孝宗弘治元年（公元一四八八年）建常熟县学道书院，武宗王德元年（公元一五○六年） 修德化县濂溪书院，“其时各省皆有书院，弗禁也”。

“弗禁”的局面到了世宗嘉靖十六年（公元一五三七年）就有了改变。为什么从前和这时的情况有了不同呢？很明显的，这是在讲学的旧形式之下发生了新的变化。御史游居敬上疏列举了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的“罪状”是： “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建议“乞戒谕以正人心”（续文献通考卷五○）。明世宗首先下诏“毁其书院”，接着在第二年（嘉靖十七年）， 吏部尚书许赞又上疏请毁各地书院，世宗接受了这个反动意见，从此创立书院便是非法的了。

然而问题并不是如统治阶级所主观设想的那样容易解决。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四说：“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事实上还不断的有书院建立起来，如嘉靖十六年（公元一五三七年）沈谧建书院于文湖， 十九年（公元一五四○年）周桐、应典等建书院于寿岩，二十一年（公元一五四二年）范引年建书院于青田，四十二年（公元一五六三年）罗汝芳建志学书院于宣城。这些新建的书院大部是在江、浙一带。

在书院问题上所展开的尖锐斗争，发生在万历初年。根据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参政罗近溪先生汝芳（公元一五一五——一五八八年）一条所载，“万历五年（公元一五七七年）（罗汝芳）进表，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 江陵（张居正）恶焉”。值得注意的是，罗汝芳的讲座已经不是一个单纯讲论学术的场所，而带有某些政治色彩了，如明史罗汝芳传中所说，“汝芳为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可以考证。

罗汝芳的提倡讲学结社，对于后来东林党人有很大的影响。东林党人赵南星（公元一五五○——一六二七年）自述道，他本来 以为“学在力行耳， 何必讲也”，及至读了罗汝芳的著作以后，在赞扬之馀，同时提到“余向言学不必讲，则圣贤之罪也。⋯⋯讲学者，与师友切磋者也。道在天下，古今相传，彼此相授，不遇其人，虽读书穷年，不知其解。世之号为读书者，语

之以尔即圣贤，皆不敢任，故其自待轻，自待轻即何所不为？居为地慝，仕为国蠹，从此生矣。”（罗近溪先生语录钞序）在这里赵南星表达出，讲学不但须有赖于会合同志，而且可以使人们不至于流为所谓“地震”和“国蠹” 一样的败类。

万历初年，封建统治者对于自由讲学更进一步采取了高压政策，七年（公元一五七九年），张居正借口“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书院”，通过神宗下诏“毁天下书院”，将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书院的粮田“查归里甲”，并且不许士人“聚集游食，扰害地方”（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

封建统治者对于书院采取这样残暴的手段，显示了专制主义的禁止进步思想的意图。按照封建的正宗眼光看来，学术是宗教的奴婢，而奴婢不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这从张居正的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人才疏中就可以看得清楚，他说：“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明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谈？”所谓“别标门户”和“聚党空谈”的诅咒语，反面就是讲学自由与结社自由的意义，这些在进步人士看来是文化革新的武器，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却是具有危害封建国家的叛逆行为。张居正不仅单从法律上取缔文化自由的活动，而且进一步更提出了积极

的反动方案。第一，为了禁止讲学与结社，他援引明太祖“卧碑”的规定， 凡士子只准读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当代诰律典制等书，如果在试卷中越出了这个范围，“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这就说明当时更有必要把经院式的教义重新抬出来，以便于养成所谓“地慝”或“国蠹”般的士子，而不至出现“异端”人物，动摇封建的精神统治。第二，他为了预防士民运动， 又禁止生员议论国事，凡是“纠众扛帮聚至十人以上，骂詈官长，肆行无礼， 为首者照例问遣，其馀不分人数多少，尽行黜退为民”。

我们知道，这些方案并不是权相张居正的“天才”的发明，而是表示统治阶级在历史现实面前的软弱，问题是张居正所举的事例在当时已经成了严重的斗争的一个侧面，所谓“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所谓“纠众扛帮⋯⋯ 骂詈官长者”已经不断地出现，早在嘉靖、隆庆之际，统治者们就为这类事件而感到惶惶不安了。他们说“迩来习竟浇漓，人多薄恶，以童生而殴辱郡守，以生员而攻讦有司。非毁官长，连珠遍布于街衢；报复仇嫌，歌谣遂锓于梓木。”（明实录隆庆朝卷二四）通过这类现象，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变化与阶级关系的分化在缓慢地酝酿着，由于资本主义的荫芽，初生的市民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开始通过便于唤起人们注意的某些问题，与束缚社会发展的封建主义社会结构逐渐展开斗争。封建统治者则把这样暴动式的抗争归咎于“习竞浇漓，人多薄恶”，其文化高压政策正是防卫抗争的一种反动的措施。

泰州学派的何、李死后，从万历到天启年间，争取自由讲学与自由结社的运动有了某些变化，这运动是由具有代表中等阶级的反对派性质的东林党人所领导的。

东林党的首脑人物顾宪成于万历八年（公元一五八○年）会试中式，组织了三元会，“日评骘时事”（顾端文公年谱上）。显然，东林党的活动是比泰州学派人物的活动更温和些，但这也不单纯是一个学术团体，而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在封建统治势力还十分顽强，科举制度还紧紧地束缚着士人头

脑的时代，东林党人利用了数百年来就存在着的书院形式，作为进行政治活动的基地，作为联络组织“同志”的场所，在明代末年的历史中，是具有改革经院、推翻偶像的进步作用的。

万历十四年（公元一五八六年）顾宪成在他故乡无锡的泮宫讲学，“绅士听者云集”，这些上层社会的开明分子逐渐形成一股与“庙堂”相颉颃的政治势力。顾端文公年谱中记载有这样一条富于政治意味的对话：

万历十四年九月，顾宪成补吏部验封司主事，“入都谒王太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近来有一异事乎？’公曰： ‘顾闻之。’王曰：‘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 公曰：‘又有一异事。’王曰：‘何也？’公曰：‘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相与笑而起。”

这里所说的“外人”，当然是隐指只顾宪成为首的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些在野势力。

顾宪成以讲学为号召，所要团结的友人，其阶层成分和泰州学派所团结的有些区别，他们之间的政治活动的注意点也不相同。

顾宪成更重视绅士们的力量，特别注意在政治上要形成一种左右朝廷的政治势力。万历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年），他“与南浙诸同人讲学于惠泉之上”。在讲学时就透露过这个意思，他说“君子友天下之善士，况于一乡？我吴尽多君子，若能联属为一，相牵相引，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胜事哉？此‘会’之所由举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传统的经院形式之下以及在古老的语言形式运用之中，其新的内容是掩盖不了的。这即是说， 自由讲学应以“善士”或“君子”为骨干的“会”，虽然和秦州学派的“会” 在成分上不同，但所谓“胜事”便是改良当时政权的代数字眼。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四年）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在无锡建立东林书院。顾宪成作东林会约，其中提到“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其中直接与讲学有关的是“破二惑”。这二惑是：“一曰：锡故未有讲学之会也，一旦创而有之，将无高者为笑、卑者为骇，是亦不可以已乎？⋯⋯一曰：学顾躬行何如耳，将焉用讲？试看张留侯（良）、郭汾阳（子仪）、韩（琦）、富（弼）诸公，易尝讲学？而德业闻望，照耀百世；至如迩时某某等无一日不讲，无一处不讲，无一人不与之讲矣，乃所居见薄，所至见疑，往往负不韪之名于天下，何也？”

这“二惑”的思想内容和“破二惑”的思想内容，包含着社会思想的斗争意义。“二惑”代表了封建顽固派们对于自由讲学的一种守旧的意识；顾宪成的“破二惑”，无异是对封建顽固派们的一种抗议。守旧派当时对东林党人既笑又骇，既薄又疑，以致他们在统治阶级的正宗人物看来是鱼大不韪之名的叛逆者。因此，顾宪成提出了一篇类似争取自由讲学的宣言书。

对于第一““惑”，他是这样回答的： “虽然，龟山先生（杨时）不尝讲于斯乎？二泉先生（邵宝）不尝讲于

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为笑者，谓迂阔而不切耳；所为骇者，谓高远而难从耳。窃谓伦必惇，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惩，欲必窒，善必迁， 过必改，谊必正，道心明，不欲必勿施，不行必反求。学者学此者也，讲者讲此者也，凡皆日用常行，须臾所不可离之事，易云迂阔？又皆夫妇之所共知共能也，曷云高远？此其不当惑者也。”

这里的语气非常温和，而且纲目仍不出道学家的形式，但同时也说出了

讲学与人伦日用常行是不可分离的，是一切人们生舌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讲学自由是不能从特权的观点来怀疑的。

对于第二“惑”，他是这样回答的： “虽然，假令张留侯、郭汾阳、韩、富诸公而知学，不遂为稷、契、臯、

夔乎？所称某某等病，不在讲也，病在所讲非所行，所行非所讲耳。夫士之于学，犹农之耕也，农不以耕为讳，而士乃以讲学为讳。农不以宋人之槁苗， 而移诟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毁行，移诟于讲学，其亦舛矣！其亦舛矣！ 此其不必惑者也。不当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恊而破之，是在吾党。”

这就把讲学看成是士人的一种合法的权利。拥护教育、自治和自由本来是启蒙者的特点，东林党人也具有这样的精神。至于理论战线上的分野也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是愚昧和怯懦，一方面是开明和改良。

史载东林讲学“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多遥相应和， 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到万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四年），也即重建东林书院的一年，东林党批判朝政以期进行改良的政治活动更加显著了。

东林党人在讲学过程中，以顾宪成为例，在他的小心斋劄记中批判到封建的官僚和一般道学家，他说“官辇榖，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山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业，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这里，“念头”的心理因素出发点，是东林社会思想的阶级局限，因而所谓“君父”、“百姓”以及“世道”的念头也是有其狭隘性的。例如以“世道”的范围来讲，其注意点主要集中于朝政的改良。当时一些东林党人如赵南星、魏允贞、沈鲤等人在朝作官，顾宪成等和他们之间经常有书函往来， 讨论政事。顾宪成深表同情于淮抚李三才反矿使的斗争，除著文支持外，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一六○四年）由无锡到淮安亲访李三才，交换政治见解

（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三年他从邸报中看到刘伯先疏论阁臣科臣挠乱计典，他立即给友人写信，说“此是为天地赞化育事，而出吾邑，又出于吾党，不觉喜而欲狂”。

顾宪成不是放逸于山林的隐者，也不是关门闭户的士人，他还看出了一种“群”的作用，这种概念乃是早期市民的社会意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合群是重要的，没有“群”也就没有力量。他在他所写的丽泽衍中有这样的表述：

“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之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多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

这里所强调的“精神”作用的背后，显然是对于结社活动的赞美歌，甚至主观上还要求一种集会自由的理论根据。

东林党的集会与“讽议朝政”遭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镇压，在万历三十八年（公元一六一○年）反动派沈一贯的浙党以及昆党、宣党对李三才发动了总攻击，他们以为“攻淮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沈一贯的同乡邵辅忠在攻击李三才的奏疏中说：“凡海内名流，皇上斥逐山林者，李三

才以请讬招之。”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大胆地为李三才辩护。这一年“八月会东林”，据顾端文公年谱所载，“有谓时局纷纷，此会不宜复举者。公曰‘吾辈持濂洛关闽之清议，不持顾、厨、俊、及之清议也。大会只照旧为妥。世事无常；吾道有常，岂得以波妇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

这里为什么把“濂洛关闽之清议”与“顾、厨、俊、及之清议”加以区别呢？八顾、八厨、八俊、八及都是东汉末年“党纲”事件的著名人物。顾宪成为了避免受迫害，不得不作一种曲笔，好像东林的集会是一如道学家党争的陈规，是为了保卫皇权的，而不是如汉之清议来和皇权对立的。这样的解释是并没有效果的。虽然不顾沈一贯等人的反对而坚持按照会约于八月间召开东林大会，但与论却以东林是“为清议所归”的了（后来评论东林党的如顾炎武、黄宗羲也多以东林和汉之清议相比，虽然历史意义并不相同）。顾宪成等人这时并未因政治压力而放弃东林讲学的组织，他在以俟录的 “序言”中说：“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二者合并而发，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无庸效市贾争言耳。”这里所提出的“天下之是非”，后来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从近代式的法律观点予以发展。显然，这样“天下之是非”的观念比汉代的清议更具有新的

历史内容了。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赵南星任吏部尚书，邹元标为大理寺卿。

他们利用时机，培植政治势力，扩大书院范围。邹元标和副都御史冯从吾在北京建立首善书院，这和无锡的东林书院相似，不是一个单纯学术团体， 改良政治的讨论在这里而是经常的，因此“益为小人所恶”（东林列传卷一三冯从吾传）。

天启五年（公元一六二五年）阉党魏忠贤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他借熊廷弼事件，诬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贼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冤死狱中；把东林、首善书院等“尽行拆毁，变价入官”。然而残酷的镇压却引起了“士民”的反抗运动，如统治者称为“怀倾危陷害之谋”（明史熹宗本纪）的杨涟被捕，“都城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 碎官旂而夺公”（明季北略卷二），如周顺昌被逮，“士民夹道”抗议，“郡中士民，送者数万”，“百姓执香伏地，呼号之声，如奔雷泻川”（同上）。在后来张溥（复社的领导人物）所写的五人墓碑记中记载颜佩韦等五人代表广大市民反对逮捕周顺昌的事件，便是一个极生动的记述。此外魏大中、李应升就逮，都有所谓“士民”的暴动。黄尊素被逮，绵衣卫“凌轹市民，一人偏袒呼曰：‘是何得纵。’一招而来者云集，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河”（同上）。市民暴动的地点，正在苏常一带。这些史书所记的“士民”或市民，比中等阶级的反对派集团东林党的政治改良运动的纲领就更走的远了，东林党人的争自由或讲学运动，没有越出君臣之义以及合法的斗争范围，而士民或市民的暴动却成为群众性的反抗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中等阶级反对派是近代自由派改良主义的前辈的道理。

到了崇祯初年，东林党人虽然又一度入阁，但为时不长，到袁崇焕被捕治罪以后，东林党人又被迫退出了内阁。这时复社已继承了东林的馀绪开始了活动。

东林党死难诸人的主要著作，已经清人顾沅辑入所编丛书乾坤正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