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王阳明思想的评价问题

有人曾力图去发现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认为”致良知” 说具有“平等精神”与“个性解放”的要求。这是一种未作科学分析的武断

说法。我们应指出，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并非中世纪末期启蒙思想家所说的“理性”，而是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的精神的鞭子——封建主义的道德律。我们应这样地区别，启蒙思想家宣布“理性”为人人皆有，那是具有着反封建特权法律而解放个性的斗争作用的：相反，王阳明要人们在“良知”上用功，以期消解社会矛盾而统一于心灵的“无对”，则起着一种反个性斗争的麻痹人们头脑而甘于妥协的奴婢作用。

在明代，朱熹的学说是被视为正宗的教义而崇奉的。王阳明早年曾对朱冰发生过怀疑，之后批评它为“支离决裂”，而提倡“致良知”。从这一点而论，是否具有反封建正宗而解放思想的作用呢？有人对这一问题是作肯定的回答的。

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要作历史主义的具体的分析，才能作出切合历史实际的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十九世纪后半期，哲学家们对于康德哲学的批判，列宁分析其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马赫、阿万那留斯为代表的从右的方面对康德的批判，他们“不是反对康德的不可知主义， 而是主张更纯粹的不可知主义”（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页一九四），他们怪罪康德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另一种是以费尔巴哈和阿尔·布累赫特·劳伊为代表的从左的方面对于康德的批判，他们“责难康德，不是因为他承认自在之物，而是因为他不承认它们的现实性、即客观实在性，⋯⋯是因为他离开了唯物主义”（同上，页一九九）。这就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光辉范例。

在中世纪封建制社会里，哲学家们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神学的唯心主义批判时，也存在着不同的情况，有的是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出发，对正宗神学思想进行了势不两立的斗争，表现出哲学史上两条基本路线的根本对立；有的则是从更精巧的或更简易的唯心主义出发，想对正宗思想的某些方面或某些命题作出修补，这是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内部的相互争辩的问题。这样的区别之所以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哲学的党性，因为世界上从来也没有所谓“纯哲学”，任何一种哲学体系都有其社会基础，和政治思想有着曲折的联系，并各刻有自己的阶级烙印。如果不对这些方面进行分析，而仅从思想资料的形式上看待问题，那就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农民战争利用宗教形式所宣传的革命思想和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神权思想，就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而后者在表面上看来也有各种不同的时代色彩， 但在本质上却具有相似的倾向。

在中世纪有一些居民生活中的普遍存在的思想，例如忠孝节义的道德律和宗教的迷信观念，这些东西，既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同时是统治的思想。但在一定的时代的同样的一种思想观念的形式，在统治阶级手里装璜着统治阶级的反动内容，而在被统治阶级手里却倒过来变成了进步的内容，尽管残留着这个时代统治的思想的旧的躯壳。因此，从形式上看来，好象在这里是没有阶级的鸿沟的，然而透过形式上的相似，却可以区别出实质上的对立。

王阳明和朱熹的哲学思想并无本质的不同，本来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之间就没有绝对的界限。朱熹的一些主观唯心主义命题以及明“天理”、去“人欲”的话是被王阳明视作“晚年定论”而赞扬过的，朱熹所说的“天理”也是封建的道德纲常，他也认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任是世间万事万物皆不出此四者之内”（朱子语类卷九）。朱熹最后也讲内心的

神秘直觉，“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大学章句）。朱、王之间的区别是在细微末节上，朱熹认为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高境界，要有一段过程，这就是他所说“所谓穷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个事物底道理，穷之须要周尽”（朱子语类卷一五）。这里所谓的“事事物物”并非从物质出发的自然界的事物，而是封建的伦理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理”。他认为先要在这上面省察一番，读些圣贤书，然后才能明吾心的“天理”。王阳明认为这是“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全书卷二六，大学问）。他要人们去反求“良知”，不必在“事事物物”上下工夫，据说这样，才是“真切简易”，“虽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觉”。这种思想的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及其党性，前面已有分析，并不比朱熹有多少进步作用，反而是在阶级斗争趋向激烈的时期对于封建主义的歌颂。因此，王阳明对朱熹哲学思想某些方面的批评，那只是唯心主义内部的争取正宗的问题，从而企图用“至愚下品”所易于接受的简易教条，来代替朱熹的比较暧昧的教条。

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有一些人曾经大肆吹捧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僧侣哲学，以此麻痹人民的头脑，并以此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梁漱溟就是一个代表。他捏造历史，说中国的中世纪社会没有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而是有“理性”的“清明安和”的世界。“理性”这个概念，他说，浅言之是“清明安和”；深言之是“无对”（按来自王阳明的术语），即超越利用与反抗， 混然一体的一种“人情”，也即王阳明的“良知”。这里，我们不去分析“理性”就是“神”的代名词，且看为什么这种神秘的“理性”只能在中国中世纪社会的人们中间贯彻下来呢？他说，这是由于孔子纪承周公创设礼乐，以涵养理性，以一种宗教化的礼教来“稳定人生”，并培养出“新秩序”，使“职业分途”代替了阶级对立。要指出，梁漱溟的这种神道史不是别的，只是以“理性”为幽灵，以“礼教”为符咒而绘制成的一幅阶级“调和妥协” 史，其传统来自王阳明的同一律。既然中国中世纪社会是这样的极乐世界—

—“天才的实验场，品行的甄别地”，那么，他就有“理由”来诬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制造”阶级斗争了。

粱漱溟从中国文化中所摭拾的思想糟粕集中在这一点：孔子——孟子—

—董仲舒——王阳明的道统。他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和科学发明的历史传统一笔勾销，硬把中国思想史编排成为“以主观出之”的神秘的心传史；同时宣扬要人们“向内用力”。他又悲叹“不幸生在今日”，见不到孔子，见不到孟子，见不到董仲舒，也见不到王阳明及其门弟子，竟连一个师友也找不到（见朝话页六五）。他的意思是这样：最好生在春秋时代，其次生在战国、秦、汉时代，最下生在明代和王阳明在一起也还不错！原来他对封建制社会的牧歌式的诗情是和王阳明有着心弦上一致的节奏。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蒋介石大肆鼓吹封建法西斯的愚民哲学，自称王阳明的“致良知”奠定了他“求学作事的根本”。他又把“良知”改称为“行”和“仁”，胡说这是“人生本然之性”；有些人不过因为为“物欲所障蔽”，未能加以发挥。他要人们发挥这一“本然之性”，“死心蹋地，任何牺牲，任何蒲苦，任何危险都不顾”。这里的中心意思在于：否定理性、科学和知识，要人民俯首帖耳、死心蹋地承受四大家族的剥削和统治。这样一种愚民的封建法西斯哲学，当时曾有一些人大加捧场，并加以“阐扬”，

例如贺麟将新黑格尔主义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掺合起来，一面赞扬王阳明的学说“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新时代，较为契合”，“凡事自问良知，求内心之所安”，一面则鼓吹蒋介石“是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居然被说成是“抗战何以必胜，建国何以必成”的理论（见当代中国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唾弃了王阳明的“无对”思想的说教，粉碎了蒋介石封建法西斯愚民哲学的欺骗以及各式各样继承王学正宗的胡说。然而唯心主义的糟粕，却又在“抽象的继承法”的魔术杖指挥之下，一度显现了幽灵。例如解放以后，贺麟在谈到王阳明的时候，这样说：“‘良知’是方法，‘致良知’是做人、求知的方法；‘良知’又是认识的最高真理，是认识论；‘良知’从本体论上说来又是最实在的东西。方法论，认识论与本体论在‘良知’ 中得到了统一。”（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页一九八）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由此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与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的统一很相似”（同上）。王阳明的“良知”说过去和反动派的力行哲学相互统一，而今又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很相似”起来了！

如果我们根本不对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的党派性的哲学思想进行科学分析，而用“抽象继承法”的观点去形式地对待问题，那么，王阳明的哲学可以和法西斯哲学接种，而又可以把他所说的“心、意、知、物只是一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与逻辑的统一相混淆，从而断言它们“很相似”，这就要陷于随心所欲的武断。“抽象继承法”就是企图抽空哲学思想的具体阶级内容，而以概念上、字面上的某些“相似”来牵强比附不同哲学思想的“继承性”。这是“新理学方法”的拙劣的再版，其目的是要混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抹杀哲学的党性原则，从而企图以某种形式来保留和抬高中国历史上的唯心主义体系。因此，这种“方法” 从根本上说是反动的。

如果我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作些认真的分析，那就不难看出，王阳明从其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把一切都消融于“我心”

中，抹杀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从而根本否定了反映客观世界的认识论； 同时，他又依据唯我论的比附的推理，把认识归结为“我心”的顿悟，从而否定了逻辑思维的规律性。因此，王阳明的最后结论只能是除“圣人”的“良知”之外，别无所有，王阳明这样说，“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 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 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传习录下） 试问这种从唯我主义出发而根本否定认识论、逻辑学的说教怎么 能说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很相似”呢？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明了两种对立的宇宙观以后，指出“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

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也是工人阶级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世界的本源是矛盾地运动着的物质，不是意识，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它的指导下，去认识、分析与解决事物的矛盾，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也就是逻辑。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方法论和世界观不能分割；世界观、认识论和逻辑是统一的。这和王阳明的哲学有那一点相似呢？

要指出，贺麟的说法，不仅粗暴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抹杀哲学的党性，从而为唯心主义张目，而其基本路数，和他解放前将新黑格尔主义与王阳明学说相结合，并无不同，所不同者仅在于引用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作为点缀罢了。这是应当给以严肃的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