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泰州学派的传统

王艮的学说,从万物一体的原则出发,承认人我平等,承认百姓日用是道。为了实现人人平等快乐的政治理想,王艮主张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之世师。为了反对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迫害,王艮只见龙为家舍,积极从事山林和市井间的传道活动。他的乐学说,主张满足和发展每一个人的生理自然要求,反对统治阶级的私欲。王艮的这种学说,自称为“大成之学”。他给徐樾的信里说:“我心久欲授吾子直大成之学。”(遗集卷二又与徐子直)

王艮晚年作的大成歌,就概括了他的学说的基本论点,并表达了他的远大的期望。

“十年之前君病时,扶危相见为相知。十年之后我亦病,君期枉顾亦如之。始终感应如一日,与人为善谁同之。尧、舜之为乃如此,刍荛询及复奚疑。我将大成学印证,随言随悟随时跻。只此心中便是圣,说此此人便是师。至易至简至快乐,至尊至贵至清奇。随大随小随我学,随时随处随人师。掌握乾坤大主宰,包罗天地真良知。自古英雄谁能比,开辟以来惟仲尼。仲尼之后微孟子,孟子之后又谁知?广居正路致知学,随语斯人随知觉。自此以往又如何,吾侪同乐同高歌。随得斯人继斯道,太平万世还多多。⋯⋯自此以往又如何,清风明月同高歌。同得斯人说斯道,大明万世 还多多。”(遗集卷二大成学歌寄罗念庵)

泰州学派的传授对象,有封建制社会的上层分子,也有封建制社会的下层被压迫人民,而以被压迫人民为主要对象。王艮的招摇车上所标榜的“入山林求会隐逸,至市井启发愚蒙”,所谓“隐逸”与“愚蒙”,主要就是指社会地位并不显赫的缺乏文化教养的下层劳动人民。证以时人和门人的许多记述,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先生引接人,无间隶仆,皆令有省。虽显贵至悍戾不悦者,闻先生言, 皆对众悔谢不及。”(遗集卷四赵贞吉王艮墓铭)

“(予)偕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軏、审理宗君部,造先生魔请益。月余,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群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曰:‘坐、坐! 勿过逊废时!’鸣呼,非实有诸己,鸟能诲人如此吃紧耶?”(同上李春芳崇儒祠记)

“先生诱进后学,非独缨緌诗书士,炙而速肖,钦风兴起;下逮荛竖陶工,一闻謦欬,若澡雪其胸臆,而牖发其天机。”(同上耿定向王艮传)

“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同上彭梅王艮奠文)

上述王艮的传道对象,有隶仆,有农,有贾,有荛竖陶工;也有士大夫, 缨緌诗书士。所谓“若农若贾,暮必群来论学”,所谓“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夫不止乐斋、朱恕”,可见下层劳动人民的人数是比较多的。

王艮和他的门人,把泰州学派的思想积极向下层劳动人民传播。有关朱恕和韩贞的事迹是比较突出的。在耿定向写的王艮传里叙述得很详细。

“里有樵者朱姓名恕,日樵采易麦糈,挥精者供母,而裹其粝秕为糗以樵。一日过先生门,负墙窃听,有味于中。自是每往必诣门侧听,饥则取所裹糗,向都养所乞余饮和食。食已,樵如初。疲则弛所负担趺坐以息,逾时仰天浩歌,声若金石,适然自得也。⋯⋯后学使胡植氏数招见之,匿不见。学使故假往役谊,下檄督之急,乃勉用齐民礼服,短衣徒跣以往。学使令人扶之入而加服焉,乃得一见云。”

“朱恕字光信,泰州草堰场人,樵薪养母。一日过心斋讲堂,歌曰:‘离山十里,薪在家里。离山一里,薪在山里。’心斋闻之,谓门弟子曰:‘小子听之!道病不求耳,求则不难,不求无易。’樵听心斋语,浸浸有味,于是每樵必造阶下听之,饥则向都养乞浆解裹饭以食。听毕,则浩歌负薪而去,”

(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 “陶者韩乐吾氏,名贞,居蓬屋三间,陶甓为生。常假贷于人,为甓。

甓坯为雨坏,负不能偿,并其蓬居失之,居破窑中。

闻樵者朱氏风,从之学。朱殁,卒业于先生仲子。惭习识字,粗涉文史。尝自咏曰:‘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箪瓢屡空,衣若悬鹑, 晏如也。年逾三纪尚鳏。仲子倡义,属门徒醵钱助之婚。妇初归日,笥余一二裙布,尽分给所亲。与之约曰:‘吾志希梁鸿,吾不鸿若非而夫,而不孟光若,亦非吾妻也,买蒲,日为程,令织盐囊,易糈以给朝夕。⋯⋯后聆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任,无间工贾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诲之。愿化而善良者以千数。每秋获毕,群弟子班荆趺坐,论学数日。兴尽则挐舟,偕之赓歌互咏,如别村聚,所与讲如前。逾数日,又移舟如所欲往。盖遍所知交居村乃还。翱翔清江,扁舟泛泛上下,歌声洋洋,与棹音欸乃相应和。⋯⋯尝与诸名公卿会论学,闻有谭及别务者,辄大恚曰:‘光阴有几, 乃为此闲泛语。或称引经书相辩论,则又大恚曰,舍却当下不理会,乃搬弄此陈言。岂此学究讲肄耶?’诸名公咸为悚息。”(遗集卷四耿定向王艮传)

泰州学派在“短衣徒跣”的劳动人民中广泛传播。他们利用农闲的时间, 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他们所讲的都是百姓当下日用之学,反对讲“闲泛语”,反对搬弄经书陈言。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团结了很多农民和工贾佣隶。泰州学派又向长江中游的劳动人民中发展。后来又扩展到四方。田夫夏廷美是繁昌人,不很识字的颜山农是江西永新人。颜山农“容貌多朴,辞气无文,与人手札,初读多不可句”

(罗近溪文集卷五柬当道诸老)。颜山农讲学,“无贤不肖皆赴之”。泰州学派的“著者”何心隐,奔走四方讲学,南至福建,北至京师,东至长江下游,西至重庆。何心隐在京师的时候,“辟谷门会馆,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何心隐令门人吕光,走四方,阴求天下奇士。吕光挟健儿数辈,放浪湖海,穷九塞,历郡邑,所至凡缁衣黄冠与夫商贾驵僧,佣夫厮养,以至椎埋掘冢之流,备一节之用,擅一得之长者,皆籍记而周旋之。以故心隐所识奇士,尽于海宇。”(陈士业答张谪宿书,周亮工因树屋书影)

泰州学派的学者具有坚强不屈的战斗性格,他们对统治阶级进行斗争, 毫不屈服。颜山农、何心隐都被统治阶级囚禁和毒打,何心隐最后被统治阶级杀害。有关文献记载了他们的可贵的战士风貌。

“颜山农⋯⋯读经书不能句读,亦不多识字,而好意见为奇衰之谈。⋯⋯ 捕之官,笞臀五十,不哀祈,亦不转侧。坐罪至戍,困囹圄且死。”

“何心隐⋯⋯见抚臣王之垣,坐不肯跪。⋯⋯挥健卒痛笞之百余,干笑而已。已狱,门人涕泣而进酒食,亦一笑而已。⋯⋯遂死。”(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五嘉隆江湖大侠)

统治阶级杀害了何心隐之后,歪曲和捏造事实,把何心隐在各省的活动“恶迹”,刊成总册公布,企图蒙蔽天下人的耳目;又害怕泰州学派起义, 采取阴险的分化手法,“出示以安余党,俾改图自新”(王之垣历仕录)。但是这些卑劣的办法,并没有吓倒劳动人民。另一方面,泰州学派在士大夫中的传播,固然使泰州学派逐渐变质,但是如徐樾、罗汝芳等,也还能张大师说,坚持泰州学派的某些平易近人的作风,使讲学的影响扩大开来。罗汝芳说:“余自始入仕途,今计年岁,将及五十。窃观五十年来,议律例者日密一日,制刑具者日严一日,任稽察施拷讯者则日猛一日。每当堂阶之下, 牢狱之间,观其血肉之淋漓,未尝不鼻酸额蹙,为之叹曰,此非尽人之子与?

非曩昔依依父母之怀,恋恋于兄妹之旁者乎?夫岂其皆善于初而皆不善于今哉?及睹其当疾痛而声必呼父母,觅相依而势必先乎兄弟,则又信其善于初者而未必皆不善于今也。”(明儒学案卷三四泰州学案三引罗近溪语录)这是很明显的为劳动人民张目,严厉的谴责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压迫。因此, 相传罗汝芳守宁国的时候,“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跌公庭,敛目观心, 用库藏作馈遗,归者如市”(同上)。罗汝芳否定了统治阶级一向恃为压迫工具的刑具、法庭、牢狱,把公堂作为讲学的试验室,把统治阶级剥削得来的库藏财物作为对罪犯的馈遗,这也是一种“叛逆”行为。罗汝芳的柬合省同志,典型地标示了泰州学派讲学集会的组织活动情况,是很宝贵的一个文献,兹引录如下:

“江区,赖诸先达讲学立会,在诸郡邑兴起已非一日矣。所少者,通省合并一会。不肖昨吊周巡抚公于省中,获接宗师岩泉徐公,惓惓此意。其时在会诸缙绅共议会于南昌塔寺。归途以告吉安诸缙绅,咸谓省中事体未便, 惟永丰地僻路均,且聶泉崖兄力任供应,(按即聶静,王艮门人,曾与董燧等仇校心斋年谱,锓梓行世。)兹幸议定,敬报贵邑诸道宗,更相告约。凡缙绅士夫及高尚隐逸,俱从来年二月中旬为始,悉赴永丰,共成合省大会。诚吾明宗社之福,而吾道大明之庆也。伏冀如期早临,不胜恳祷。”(近溪子文集卷五柬合省同志)

把郡邑诸会联合为通省一会,会议避开省会南昌,而选择地点偏僻的永丰。被邀参加会议的有缙绅士夫,也有高尚隐逸。会议有专门负责供应的人, 有中间联络人各郡邑的道宗。他们企图组成全省联合的学会,以大明其道。这是很明显的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活动。我们认为,泰州学派的这种组织活动,是很频繁的,罗汝芳的柬合省同志是遗留给我们的一个例子。

泰州学派除了广泛传播之外,另一方面也有似禅宗的传授衣钵,把自己的学术自许为二千年的绝学,必须得天下古今有志之士才肯传,必须当面口传心授,而不假笔舌谆谆。王艮之传徐樾,考虑了徐樾的具体可传条件,例如徐樾闻道以后,便有解官的念头,王艮认为他信道笃,是天下古今有志之士,就表示坚决的授他以大成之学。这种情况,是与一般的教授门人不相同的,含有一定的宗教意味,王艮与徐子直书,反映了这种情况:

“屡年得书,心欲吾慈悯教诲,于此可见子直不自满足,非特谦辞已也。殊不知吾心久欲授子直大成之学,更切切也。但此学将绝二千年,不得吾子直面会,口传心授,未可以笔舌谆谆也。幸得旧冬一会,子直闻我至尊者道, 至尊者身,然后与道合一,随时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见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笃,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闻别后沿途欣欣,自叹自庆。但出处进退,未及细细讲论,吾心犹以为忧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闻此,当有不容已者。余俟面讲不备。”(遗集卷二又与徐子直)

按年谱,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徐樾来学,十年(公元一五三一年),徐樾复来学。而上引书年谱系之嘉靖十八年(公元一五三九年), 即王艮卒前一年。年谱于嘉靖十八年下说:“徐子直书至问疾,先生作书答之,书列前卷。”全集此条下即引此书。徐樾开始问学,在嘉靖七年,两度来游,俱未得闻大成之学。直到嘉靖十八年,王艮几经考察,才写信告诉他, 久欲授之大成之学。上距开始问学,有十一年之久。可见这个大成之学,不轻易传授,不是所有门人,惧得与闻。大概这次写信以后,王艮即以所谓大

成之学授徐樾,所以后来徐樾被门人认为“知夫子之深,孰如吾子”(遗集卷三徐樾门人私谥议)。次年元旦,王艮梦生一婴儿,如玉,抱谓内人曰, 彼五子乃尔所生,是儿乃我所生。先生觉,私念:梦必有为矣(年谱)。所谓“是儿乃我所生”,明不同于其妻所生之五子,盖即指传道之得人,而非衍宗之得人,从而神其说以信人。

其后,颜山农“从徐波石学”,“得泰州心斋之传”(明儒学案卷三四泰州学案三)。颜山农传罗近溪,罗近溪传杨复所。何心隐从学颜山农,“与闻心斋立本之旨”。弟子对老师,尊敬异常。颜山农以事系狱,罗近溪尽鬻田产脱之,侍养狱中六年,不赴廷试。归田后,身已老,山农至,不离左右, 一茗一果,必亲进之。诸孙以为劳。曰:‘吾师非汝辈所能事也。’杨复所事罗近溪,出入心以其像供养,有事必告而后行。诚如顾宪成所说:“罗近溪以颜山农为圣人,杨复所以罗近溪为圣人。”(明儒学案卷三四泰州学案三)

从以上情况来论断,泰州学派的师弟传授关系,有一般的关系,也有比较特殊的关系。大成之学的传授,只能在比较特殊的关系中进行。被传者, 在同门中的地位就较一般门人有所不同,即所谓“得泰州之传”,而被传者对老师也就奉之为圣人。这是泰州学派作为一个教宗的突出教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