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陈亮的军事、政治观点

陈亮在南宋时期的“和”、“战”问题上，是坚决的主战派。他曾数次给孝宗上书，分析当时的局势，要求扭转妥协求和的苟安局面，奋力从事于“中兴”、“复仇”的事业。与此相联系，在学术上，他反对宋儒的“明心见性”的空虚之学，而大力提倡“实事实功”的学问。这一点，从他和朱熹所进行的关于“王霸义利之辩”以及他所写的评论历史人物的著作酌古论中均可明显地看到。

陈亮在十八、九岁时便写成了一本具有独特风格的著作酌古论（按这是后来龚自珍早年四论的先例），在其中他和宣扬古老的僵死教条以及空谈“明心见性”的思辨哲学相反，而是对于一些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从而归纳出一些古为今用的教训，以指导实际。他曾这样说明他写作这些论文的目的：

“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歧而为二。文士专铅椠，武夫事剑楯，彼此相笑，求以相胜。天下无事则文士胜，有事则武夫胜，各有所长，时有所用， 岂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后世所谓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 剑楯之事，非其所习，铅椠之业，又非所长，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颇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与夫既已反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乃从而论著之，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论”（文集卷五酌古论序）。

陈亮从中世纪一般对文武的看法解放出来，作出新的规定，文以处世之才为标准，武以料敌之智为标准，才智运用于实际得到了检证，才算真才智， 而不能只从名义的形式来判断才智。他就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为“文”和“武” 相结合的人才，才饱读了史书和兵书，并从其中总结出前人在军事斗争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作为“中兴”、“复仇”事业的借鉴（这即是他所说的“酌”字的含义）。这样一种把历史研究和实际事功相结合的观点，是异常宝贵的，它和中世纪思辨哲学的空谈是对立的。

陈亮在酌古论中评论了十九位历史人物，即汉光武帝、刘备、曹操、孙权、苻坚、韩信、薛公、邓禹、马援、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崔浩、

李靖、封常清、马燧、李愬、桑维翰。陈亮并不是对这些人物的各个方面都加以评价，而是只就他们的军事活动来进行分析与总结。

我们不仅应重视酌古论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尤应重视陈亮的与唯物主义相联结的军事理论。下面我们可从四方面来研究他的主要的论点：

（一）陈亮从分析历史人物的军事活动中总结出这样一条战略和战术相结合的原则：

“善图天下者无坚敌，岂敌之皆不足破哉？得其术而已矣。

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世之所谓术也。此其为术，犹有所穷，而审敌情，料敌势，观天下之利害，识进取之缓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后，次第收之，而无一不酬其意，而后可与言术矣。”（文集卷五酌古论曹公）

这段话里包含有战术服从于战略的深刻内容。在陈亮看来，有两种“术”， 一种是单纯的战术思想，另一种是战略与战役相结合的“术”，他认为前者“犹有所穷”，而主张战役中所使用的战术不能脱离开整个战略计划；同时， 战略计划的制订不应出自将领的主观臆测而应当建筑在对于客观形势（包括敌情以及“天下之利害”等等）的完整的认识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原则，是他研究了历史上一些战争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经验才提出的，例如他说：

“故得其术，则虽事变日异，沛然应之，而天下可指挥而定，汉高帝是也。失其术，则虽纷纷战争，进退无据，卒不免于败亡之祸者，项籍是也。至于得术之一、二，而遗其三、四，则得此失彼，虽能雄强于一时，卒不能混天下于一统，此虽曹公（操）之所为，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同上） “得其术”的“术”包含有两层意思，第一，指的是在具体的战役中， “运奇谋，出奇兵，决机于两阵之间”；第二，指的是对于天下大势、敌我力量的对比、何处应急取、何处应缓取等问题的正确估计。将这两方面结合

起来，他称之为“得其术”。如果仅是获得了这两方面任何一面的一些认识， 他称之为“得术之一二”，以这种片面的认识去指导战争，其结果必然会遭到失败的。

陈亮在反复地研究了曹操的军事活动以后，指出曹操之所以未能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那是由于他仅“得术之一二”，“而不能尽知天下之大计”。他说：

“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兖州；未击袁绍，而先击刘备；破张（绣）、吕（布）而后图二袁（袁绍、袁术），盖亦得术之一二。然公巧于战斗，而不能尽知天下之大计，故至此而失，亦卒无有以告之者，悲夫！”（同上）那末在三国时期，怎样才是“尽知天下之大计”呢？陈亮在分析了这个

时期的局势以后，指出曹操应按照下列步骤来进行军事活动，即第一步巩固魏国的后方，首先使关西地区得到稳定，而其关键在于招致并重用马超，“超既就，则关西诸将，举无足道”。既已无后顾之忧，再一步便应夺取张鲁所据守的汉中以及刘璋所据守的巴蜀。当时他们的力量是很弱的，因而取得他们的根据地，是并不困难的。这样，就可以壮大曹操的力量，而孤立刘备。第三步才是攻取荆州：曹操应亲自还邺，整兵向荆，使许洛之兵冲其膺，蜀、汉之兵捣其脊，绝吴之粮援，则荆州破。这时，刘备的力量就不足道了。最后再从几路分兵进取东吴。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孙权除投降外，再无别路可走。陈亮认为这样的军事计划才是建立在“尽知天下之大计”的基础之上的。

在别的地方，他把这种战略思想叫做“略”，他说：“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仓卒制，而功者不可以侥幸成也。”（文集卷五酌古论光武）

陈亮研究曹操未能统一天下的原因，相对地说来，是从实际出发的。他所规定的军事方案，也是经过全面分析的。既然古人的 失足是在于“不能尽知天下之大计”，那末，为了不致重犯古人的错误，陈亮强调指出应当全面地考察南宋的时局，并据此提出一套不靠天命而决于“人谋”的“中兴”、“复仇”的计划（后面有论述，此处从略）。

（二）陈亮又从历史人物的军事活动中总结出这样一条科学预见性的原则：

“古之所谓英雄之士者，必有过人之智。两军对垒，临机料之，曲折备之，此未足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运筹于掌握之间，制胜于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终无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谙历者甚熟，而所见者甚远也。故始而定计也，人咸以为诞，已而成功也，人咸以为神。徐而究之，则非诞非神，而悉出于人情，顾人弗之察耳。”（文集卷八酌古论崔浩）

陈亮在论述战略原则的规定时，提出了“岂曰天命，抑人谋也”的命题， 在这里，他在肯定了指挥作战的军事将领必须要有科学的预见性之后，又反对了有神论的荒唐的迷信，而提出“善料”的命题，这种“善料”是和对客观情况的冷静分析与正确判断结合在一起的。他又把这样的预见性称之为“深谋远虑”，这样说：“英雄之士”“其平居暇日，规模术略，定于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发之，如坐千仞而转圆石，其勇决之势，殆有不可御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文集卷七酌古论邓艾）。这就是说，“英雄之士”平时就在不断地思考、分析客观的形势，熟悉敌、我双方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做到胸有成竹。陈亮又认为，这种与“深谋远虑”相结合的预见性和“径行无谋”以及“侥幸以求胜”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后者是莽撞，或是碰运气，其结果，“幸而成，则为福；不幸而不成，则为祸，祸福之间， 相去不能以寸”（同上），因而真正的军事家是既不能“径行无谋”，也不能“侥幸以求胜”。

陈亮在评论崔浩的军事活动时，对上述论点曾这样地发挥：“崔浩之佐魏，料敌制胜，变化无穷，此其智之不可敌。”（文集卷八酌古论崔浩）他预测柔然的军事行动尤其准确。当魏太武帝正计划着出征柔然时，“众皆难之，浩肆辩诘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 致不能尽举耳。’已而果然”（同上）。陈亮对这一史实加以分析说，崔浩的预测之所以正确，乃是因为他事先充分估计了敌、我情况，当时柔然的情况是“去魏数千里，恃其绝远，守备必懈，吾卒然以兵临之，所谓迅雷不及掩耳，震电不及瞑目，彼将望风失措矣。”除亮以为崔浩的预测正是据此而作出的。

（三）陈亮又从历史人物的军事活动中总结出这样战术的原则： “智者之所以保其国者无他，善量彼己之势而已。”（文集卷六酌古论

苻坚）

“轻敌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虽精，兵革虽锐，其势虽足以扼敌人之喉而蹈敌人之膺，而未尝敢轻也。

设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谋虑，常若有不可当者，而后可以全胜于天下。使夫士卒未练，兵革未利，震荡而势不足以当敌，则彼固不敢轻矣。

轻之而败，非敌败之，自败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败，可谓善用乎？”（文集卷八酌古论封常清）

“善攻者，攻敌之所不守，动于九天之上，人莫得而御也；善守者，守敌之所不攻，藏于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窥也，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文集卷七酌古论羊祜）

“夫善用兵者，常避敌之所轻，而出敌之所忌，是以进而不可御。”（文集卷五酌古论先主）

以上的原则均在于说明：指挥作战的将领应“善量彼己之势”，这即孙子兵法中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陈亮看来，“轻敌者”正是以自己的主观臆测代替了对于敌、我形势的正确分析，从此指挥作战，必然失败。他以为唐封常清指挥作战之失败，其原因正在于此。陈亮这样分析说：

“昔者开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战者二十余年，一旦羯胡窃发，乘其间而执其机，盖逆兵一举，而河北诸郡，悉为贼有矣。当此之时，虽韩白复出，岂能当其锋哉！而封常清欲挑马笔渡河，以取贼首，志则锐矣，不儿于大言从轻敌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佣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进守河阳，断桥以抗贼，贼军一至，举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屡战屡北，遂失河、陕，此则常清有以取之也。”（文集卷八酌古论封常清）他又指出，善于用兵的将领，在研究了敌我双方的种种情况之后，所选

择的进攻点，正是“敌之所不守”：所选择的坚守点，正是“敌之所不攻”， 因而在“攻”和“守”的战斗中均能获得胜利。

陈亮的军事理论，还有关于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他这样解释古代兵法中的“正”和“奇”的术语：

“兵有正有奇，善审敌者，然后识正奇之用。⋯⋯夫计里而行，克日而战，正也；非吾之所谓正。依险而伏，乘间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谓奇。奇正之说，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节制之兵也；奇兵，简捷之兵也。节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钩连，曲折相对，进无速奔，退无遮走，前者斗， 后者息力，后者进，前者更休，一以当十，十以当百，诈者不能袭，勇者不能突，当之则破，触之则摧。此所谓‘正兵’，而以挫坚敌也。简捷之兵， 其法略，其行疏，号令简一，表里洞贯，进如飚夙，退如疾雷，⋯⋯以一击百，以百击万，间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 之则恐，遇之则溃。此所谓奇兵，而以掩脆敌也。然而奇兵以简捷寓节制，非废节制也，正兵以节制存简捷，非弃简捷也。”（文集卷八酌古论李靖）

这里简捷中寓节制，而节制中存简捷的规律，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四）陈亮还从历史实际的研究中总结出这样一条政治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则：

“英雄之士，能为智者之所不能为，则其未及为者，盖不可以常理论矣。⋯⋯且谲诈无方，术略横出，智者之所能也。去诡诈而示之以大义，置术略而临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为矣。⋯⋯以智攻智，以勇击勇，而胜负之数未可判，孰若以正而攻智，以义而击勇？”（文集卷七酌古论诸葛孔明）

陈亮在这里所举的历史实例，限于正统的观念，虽未必完全适合，但他是洞察到正义战的政治原则的。这一点，当然和道学家以为读者经可以退敌的迂腐之论有着严格的区别。

上述除亮的军事理论，有的是对前人兵法知识的发挥，有的是他自己的

创见，都包含着真理的因素。如果把这样理论提高到理论的高度来分析，它也包含着唯物主义的思想。例如，不信天命而强调人谋，不信鬼神而强调谋略，即属于世界观的问题，特别是他提出的主观思想、军事计划与战争的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理论，在认识论上是值得注意的，虽然陈亮并不能把他提出的军事原则自觉地提高到这样哲学理论的高度给予总结。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这样说：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

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 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

（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 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页一七五）

陈亮所说“善量彼己之势”正是孙武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进一步发挥，也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们再来看看陈亮对于南宋局势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中兴”“复仇” 的方案。

陈亮于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年）受试于礼部，未被录取。于是他采取了“伏阙上疏”的办法，向孝宗申说他自己对于当前局势的看法，并希望孝宗能够接受他的意见。这次他的上疏总名为中兴五论，观其篇名，即可窥知其内容是议论有关国家大计的。在中兴五论写成十年以后，陈亮翻阅这部旧稿时，回忆起他写作五论时的心情，不禁感慨地说：

“此（即指中兴五论）己丑岁余所上之论也。距今能几时，发故箧读之， 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岁时，慨然有忽略四方之志，酒酣语及陈元龙、周公瑾事，则抵掌叫呼以为乐。閒关世途，毁誉率过其实，虽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终未下脐也。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然犹上此论，无所遇，而杜门 之计始决，于是首尾盖十年矣；虚气之不易平也如此。”（文集卷二）

这就说明了陈亮所怀抱的志向是十分坚定的，在少年时便满腔热血，饱读兵书，希望驰驱战场，赶走女真，恢复中原。但在南宋的现实政治生活中， 他所遭到的，却只是讥讽、排挤和打击。他虽然有时不免感到一些悔恨，然而远大的抱负却一直在鼓动者他，激励着他。后来受了杨龟山语录中一些话的影响，他便更加奋发地在实学方面用功。及至发现中兴五论也不可能达到孝宗的眼前，“伏阙上疏”的道路已被截断以后，他就想闭门不出。当他寻找不到实现这一愿望的道路的时候，便只好叹息在自己心中“虚气之不易平” 了。这就深刻地反映出一位进步思想家在南宋王朝偏安局面下的苦闷心情及其悲剧。

中兴五论中所贯穿的一条红线，便是坚决主张打破南宋王朝苟安的局面。在他看来，拯救人民，洗刷国耻，收复失地，是当时最重大的事，这些都要依靠抗战的国策才能实现。他说：

“臣窃惟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嗷嗷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

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同上）

然而当时的现实是怎样的呢？他敢于直斥皇帝的一切“独断”： “臣窃惟陛下自践祚以来，⋯⋯发一政，用一人，无非出于独断。下至

朝廷之小臣，郡县之琐政，一切上劳圣虑。”（同上） 他还敢于指出群僚和众臣的懦弱无能：

“天下懦庸委琐之人，得以自容而无嫌，而狂斐妄诞之流，得以肆言而无忌。中实无能，而外为欺罔，位实非称，而意辄不满。平居则何官不可为， 缓急则何人不退缩？”（同上）

陈亮所提出的政治与军事的“中兴”方案，其内容是： “今宜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

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 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斥虚文，严政条以覈名实，惩奸吏以明赏罚。时简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数，调度总司之赢，以佐军旅之储， 择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则财自阜，拣将佐以立军政，军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帅以总边陲，委之专而边陲之利自兴；任文武以分边郡，付之久而边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来敢言以作天子之气，精间谍以得虏人之情， 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文集卷二中兴论）

上面讲的陈亮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建议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提出的一种开明专制论，其中对于“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是陈亮所特别关切的。他对此又提出了具体的计划，他强调指出应以荆襄为中心，派遣有能力的大臣去经营，“辑和军民，开布大信，不争小利，谨择守宰，省刑薄敛，进城要险，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剑客，自昔称雄，徐行召募，以实军籍，民俗剽悍，听于农隙时讲武艺。”（同上）他以为实行这样的计划，对于保卫江淮， 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又可以荆襄作为进取京洛的前头堡垒。当女真知道了宋朝的目的在于京、洛，必然会以重兵屯守京、洛、陈、许、汝、郑等地。这样，宋朝偏安江南一隅的局面便会打破，而造成“东”（即宋）与“西”（即女真）的对峙与均势的局面。宋朝可以利用这样的形势来进取齐

（山东）秦（陕西）。取得齐、秦以后，京、洛已成必得之势。那时，“中兴”、“复仇”、收复中原的目的就可以达到。

在他的军事计划中，他非常重视这样的两点：第一，在军事上掌握主动权，赶快扭转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第二，多方面地牵制 敌人，使敌人处于被动的应战与防御的地位。这一计划，在当时不仅未被采纳，而且也未能得到孝宗“御目”的“审察”。

在写成中兴五论整十年的时候，陈亮于淳熙五年（公元一一七八年）又到了临安，再度给孝宗上书，陈述他对于时局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中所载，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终于送达到孝宗的“御前”，“孝宗赫然震动，欲榜朝堂，以励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为。⋯⋯大臣尤恶其直言无讳，交阻之，乃有都堂审察之命，宰相临以上旨，问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贬，又不合。待命十日， 再诣阙上书。”这里所说的“再诣阙上书”的“书”就是所谓上孝宗皇帝第二书了。接着陈亮又写了上孝宗皇帝第三书，在其中叙述了他为都堂审察时

所讲的三点意见。

孝宗“赫然震动”，当然并不是真的接受了陈亮的意见面决心有所作为， 只不过是想给陈亮一官半职，装装门面而已。从这里，更加深刻地暴露出时代的悲剧性。对此，陈亮的回答是：“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甚，宁用以博一官乎？”（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于是他又回到家乡，聚徒讲学。

陈亮在上孝宗第一、二、三书中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政治与军事的主张呢？ 这几次上疏中陈亮所使用的辞句，比之中兴五论要激昂得多，他的主战

态度也更加坚决，对于品级性地主的主和派的批判斗争也更加尖锐有力。 在上疏中陈亮一面大声疾呼时局的危殆，一面尖锐地指出主和派给国家

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他这样说： “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虑之经营，一切

置中国于度外，如元气偏注一肢，其他肢体往往萎 枯而不自觉矣，则其所谓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同上） “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虏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

而胜百战之虏。及秦桧倡邪议以阻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情矣！”

（同上）

“秦桧专权二十余年，东南赖以无事，而天下之儿童妇女，不谋同辞， 皆以为国家之贼，彼其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国于度外者，其违天人之心亦甚矣。”（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二书）

陈亮预感到，这样的苟且偷安的局面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如果宋王朝只知道苟安于这样的局面，那末，可以断言，一定会有其他的力量打破这种局面，这已暗示出将有代宋而兴起的力量。至于这种力量究竟是什么，那就不是他所能知道的了。他只是敏锐地揭发了“天命人心”不会“安坐而久系”，也就是说，形势不会允许这样的死局。例如他说：

“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按指形势）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陈亮认为，挽救大局的出路，首先在于孝宗从政略上决策，扫清通和的投降主义，坚定抗战必胜的政策。他为了阐明这一政策，将“和”与“战” 的两种结果加以比较之后，从而认识以实践为基础的道理，他这样申说：

“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毬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 甲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 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天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情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虏绝也？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情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致也。”（同

上）

显然，在“和”与“战”所导致的不同结果的对比中，陈亮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即“用”（实践和使用）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也才是推陈出新的武器。他指出“和”、“战”的两种路线的背后，有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方面是“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而与“用” 相对立的便是“安坐”（静止、苛安），所谓“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这里他虽然谈的是政治主张，也没有能够自觉地将这一主张提高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予以说明，但从其对政治主张的论证中检查，可以看出它是紧紧地接近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的。

陈亮又提出两种人物的两种观点，他自己代表一种人物的观点，即他说的穷究自然和历史的变化，以服务于现实：

“辛卯、壬辰之间，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同上）

和这种观点相对立的，是另一种人物的观点，即腐儒庸人的观点： “始悟今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

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于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时讲究立国之本末，而方扬眉伸气，以论富强，不知何者谓之富强乎？陛下察之而不敢尽用，臣于是服陛下之‘明’！”（同上）

陈亮上面的话，实际上大胆地讽刺了（他用的佩“服”的字眼）孝宗是一个假仁假义的虚伪皇帝！所谓“今乃驱委庸人，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臣不胜愤悱！”（同上）同时，他把一些空讲性命的道学先生痛斥为不知羞耻的懦夫小儒，把一些奔走幸进的官僚们痛斥为误国祸民的庸俗败类，这样的批判，在当时是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格的。

在这几封疏中所提的军事计划和中兴五论中所提的相同，即主张大力经营荆、襄，利用该地的形势，作为进取中原的基地。

距离第二次上疏又隔了整整十年，陈亮于淳熙十五年（公元一一八八年） 初夏再作第三次上疏，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在这篇上疏的末尾他这样说：

“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验，而再冒万死以自陈，实以宗庙社稷之大计， 不得不决于斯时也。陛下用其喜怒哀乐爱恶之权，以鼓动天下，使如臣者， 得借方寸之地，以终前书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间，不使邓禹笑人寂寂， 而陛下得以发其雄心英略，以与四海才臣智士共之。”（文集卷一） 从这里就可看出，随着时光的流逝，陈亮感到了“中兴”、“复仇”的大业逐渐变得渺茫了，于是他只好再一次向皇帝上疏，请求孝宗接受他所提出的计划。在当时，在他看来，除去走“冒死”“伏阙上疏”这条路之外，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了。

在写这封“上疏”之前，陈亮亲自到建业（南京）观察了形势，提出了利用天然之险作军事设防的计划，并以此驳斥当时书生、儒士们的“江南不易保”的谬论。

陈亮在这次上疏中一再强调指出“大臣之弄权”，使得“非常之人”不能担当起“中兴”、“复仇”的大业。他甚至用婉转的口吻批判了封建制度

的束缚之后，指骂皇帝的一套“仁义礼智”是腐败统治者的蒙昧主义的传统。他这样说：

“陛下见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书生拘文执法之说往往有验，而圣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议，除授必资格，才者以跅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正言以迂阔而废，异言以软美而入，奇论指为横议，庸论谓有典则。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于其间，机会在前，而不敢为翻然之喜；隐忍事雠，而不敢奋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当路不便而逐；心知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乐，杂其是非好恶，而用依违以为‘仁’，戒喻以为‘义’，牢笼以为‘礼’，关防以为‘智’。陛下聪明自天，英武盖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虏人非有方兴未艾之势， 而何必用此哉？⋯⋯岂欲如老庄所谓槁木死灰，与天下为婴儿，而后为至治之极哉？！”（同上）

“至于艰难变故之际，书生之智，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 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宛转于文法之中，而无一人能自拔者； 陛下虽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谁肯信乎？”（同上）

这封上疏中的意见当然不可能被统治者所接受。既然上疏的路不可能走通，于是陈亮又于绍熙四年（公元一一九三年）参加礼部的进士试，企图在中试以后，获得了政治地位，再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他这次考中了状元。他当时的心情，凝结于这样的诗句之中：

“‘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谢恩和御赐诗韵）但他的“复仇”的“平生志”并未能实现，在绍熙五年就逝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