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对哲学遗产的批判第一节 永嘉学派从道学反对派到异端的转化和叶适的地位

清儒全祖望(公元一七○六——一七五六年)的水心学案序录中说: “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

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四)

这是清初学人的比较客观的叙述。这里至少已经透露出,在十二、三世纪的中国思想史上,崛起于南宋经济中心的浙东永嘉学派,是和理学、心学鼎足而三的一个独立学派。

但是,如果从这派的“学统”上加以考察,和永康学派有些不同,具有着自己的发展过程。

从北宋神宗元丰(公元一○七八——一○八五年)年间,在太学里面, 就有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等人,号称”永嘉九先生”。同时,还有鲍若雨、潘闵和陈经正兄弟等七人。

关于这些人的思想流派,全祖望在他的序录中曾扼要地指出: “考所谓九先生者,其六人及程门,其三人则私淑也;而周浮沚、沈彬

老又尝从蓝田吕氏游。⋯⋯鲍敬亭辈七人,其五人及程门。”(宋元学案卷三二)

按照这一说法,在元丰年间游太学的所谓“九先生”等永嘉人,还没有自己的独立体系,而只是把“洛学”、“关学”引入浙东的思想传播者。但周等九人的学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个“僻远下州”的经济发达区域,作了一般文化教育传播的先驱,所以叶适对于“九先生”等的“洛学”、“关学”思想移殖活动异常珍视。他在题二刘文集后中曾说:

“余观自古尧、舜旧都,鲁、卫故国,莫不因前代师友之教,流风相接, 使其后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远下州,见闻最晚;而九人者,乃能违志开道,蔚为之前,岂非俊豪先觉之士也哉?然百余年间,绪言遗论稍已坠失, 而吾侪浅陋,不及识知者多矣。幸其犹有存者,岂可不为之勤重玩绎之欤?”

(水心文集卷二九)

在“洛学”、“关学”以及一般文化的移殖活动上,周行己的酵母作用较大。关于这问题,陈振孙曾说:

“周行己⋯⋯十七入太学,有盛名,师事程伊川,元祐六年(公元一○ 九一年)进士,为太学博士(聚珍版本作“为博士太学”,兹据文献通考卷二三七校改),以亲老归,教授其乡,⋯⋯永嘉学问所从出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七)

陈振孙的祖母是周行己的第三个女儿,所以陈自称对于周的学行“知其本末”。但是他把周行己的活动看成为“永嘉学问所从出”,却未免估计过高。因为周行己本人在学术上并没有新的创见,后起的永嘉诸子所以尊重他

(例如绍兴末年将他和二刘合祠,称为“三先生”),只是因为他开风气之先;至于郑景望由于私淑周行己而发展了张载等人学说中的积极部分,却不应看作周行己本人的思想。认真讲来,永嘉学派和程颐思想发生原则性的分歧,而具有反道学正统的异端倾向,应该说是从薛季宣开始的。关于这一个问题,全祖望在艮斋学案序录中曾说:

“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艮斋之父学于武夷,而艮斋又自成一家,亦人门之盛也。”(宋元学案卷五二)

黄百家在艮斋学案案语中也说: “汝阴袁道洁溉,问学于二程(按指程颐)⋯⋯。季宣既得道洁之传,

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又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为功利之学。”(同上)

根据史料分析,永嘉学派的形成,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从周行己到郑景望,其二是从薛季宣到陈傅良。就师承关系来看,这两个来源都属于程颐、张载系统,而就思想内容来看,却各从不同方面向反对派发展,好像古代墨学之出于儒而反儒的情况。正如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中所说:

“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契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篇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如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 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

四人,邦之哲民也,诸生得无景行哉!”(水心文集卷一○) 根据叶适的叙述,至少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第一,元丰年间太学中的“永嘉九先生”,活动在新旧党争的剧烈时期, 而周行己则决然“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可见他是王安石的反对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五五)作者,因他“于苏轼亦极倾倒”, 遂断定“行己之学,虽出程氏,而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显然掩盖了周行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态度相照应,“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的中心思想,也就只能是“必兢省以御物欲”的道学糟粕。

第二,薛季宣的伯父薛弼是多次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武装组织者,并曾协助岳飞镇压杨么;薛季宣六岁丧父,随薛弼宦游各地,自然要受此影响。这正是他得以入宋史儒林传的封建条件。但与此同时,任宦游中,使他“及见渡江诸老,闻中兴经理大略;喜从老校退卒语,得岳、韩诸将兵间事甚悉”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四);又帅事袁溉,而袁溉“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奕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诵习其言,略皆上口,于易、礼说尤邃”,曾在建炎初年,“集乡民为保聚,与金人及群劫抗,屡克其众”,终至“卒以穷死”(浪语集卷三二袁先生传)。因此,薛季宣在学术途径中已具有违背程门的倾向。这样,他的思想也就有了积极因素,“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 的永嘉之学,其“必弥纶以通世变”的经世致用的精华,也就具有一定的条件。

第三,叶适把周、郑与薛、陈四人等量齐观,不加区别的目为“邦之哲民”,列为“诸生景行”的榜样,这就规定了叶适思想体系的局限性。他在政论上,始终把王安石的新法作为反面教材,在哲学上,一贯保留了折衷主义的调和态度,无疑是接受了周行己的道学糟粕所致。在这一点上来说,刘克庄肯定“叶适犹是同中之异”(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赵虚斋注庄子内篇

序),可以同意。因为在集永嘉学派大成的叶适思想体系中,“以经制言学” 并不只是形式问题,而是表明了它是道学内部的异端,仅仅在态度上和某些论点上还保留着对道学的重镇如朱熹不敢公然开火的痕迹,这一点稍与陈亮不同些。

第四,永嘉学派的异端实质,虽然在它对于道学糟粕的保留方面具有不彻底性,但在根本倾向方面它却依“经制”而持异议,坚持对于“经制”的唯物主义解释来反驳正统道学的唯心主义思想。这种异端性格,在“永嘉九先生”时期还没有出现,从薛季宣才开始有所转变,这个特点由陈傅良所继承,到了叶适遂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南宋至于清末,所有的道学正统派著作,异口同声地斥之为“喜为新奇”,“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把“新奇”和“正大”对立起来,恰巧说明了永嘉学派的异端实质。

总结上述四点,可见在永嘉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它真正获得独立的思想体系“而自为门庭”,当作一个异端学派而与理学、心学两派“称鼎足”, 实由薛季宣(绍兴四年至乾道九年,公元一一三四——一一七三年)作为转变的中介,陈传良(绍兴七年至嘉泰三年,公元——一三七——一二○三年) 进一步发展,而由叶适(绍兴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一一五○——一二三年)完成,并集其大成。同时,由于“永嘉诸子,皆在艮斋师友之间”(宋元学案卷五三全祖望止斋学案序录),所以薛、陈和叶适的政论与哲学,其具体的主张和用语虽然也有异同,但我们仍应该以薛、陈和叶适为代表来考察永嘉学派的思想实质,而把薛、陈、叶适三人的思想合并起来给以统一的分析。

更从薛、陈、叶的系年来看:薛季宣生于南宋高宗绍兴四年(公元一一三四年);后三年,即绍兴七年(公元一一三七年),陈傅良生。当绍兴二十年(公元一一五○年),薛季宜十七岁,已经在其岳父荆南安抚孙汝翼处, 尽读“孙氏藏书”,并已师事袁溉,得其所学,开始其政治和学术上的活动; 这年陈傅良十四岁,而叶适则方才诞生于温州瑞安的一个“贫匮三世”的庶族地主家庭。孝宗隆兴元年(公元一一六四年),薛三十岁,陈二十七岁, 叶十四岁。这年陈传良在瑞安林家应聘授徒,“一州文士毕集”,叶适也因与林家子弟同学而与陈传良相见,陈、叶交游自此开始;而陈传良这时虽已以文章而名擅当时,但他“独崇敬郑景望、薛士龙,师友视之”(水心文集卷一六宝谟阁待制陈公墓志铭),而自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六)以后的七八年间,薛、陈二人经常往还(见浪语集卷三五薛公行状),乾道五年(公元一一六九年),薛三十六岁,任婺州司理参军。叶适二十岁。自乾道二年, 浙东温、台二州大水成灾,“飘没数百里”,叶家原已“贫匮三世”,被灾以后“室庐什器皆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随僦辄迁,凡迁二十一所,所至或出门无行路,或栋字不完”。叶适的父亲以授徒自给,其母虽“无生事可知,然犹营理其微细者,至乃拾滞麻遗紵缉之,仅成端匹”(水心文集卷二五母杜氏墓志铭),但仍勉励叶适出外从名师游学,叶适也因为“有亲之奉,日虞甘旨之弗给”,访薛季宣于婺州。乾道九年(公元一一七三年), 薛季宣以四十岁短命贫病郁愤而死(参看浪语集九奋等文)。这年叶适才二十四岁,因家贫无以为养,被迫受母命,赴京师,开始其政治生活(翌年即上书西府,自称“少曾读书,颇涉治乱”,并且“独有忧世之心”,论述现实政治并提出其改弱就强的方案)。宁宗嘉泰三年(公元一二○三年),陈傅良死;叶适五十四岁,从泉州调回临安。开禧二年(公元一二○六年),

韩侘胄方谋伐金,叶适上书建议“必先审知强弱之势而定其论,论定然后修实政,行实德”,实际上他是主张“修边而不急于开边,整兵而不急于用兵, 而其要尤在节用减赋,以宽民力”(宋元学案卷五四)。不久,被任为知建康府。开禧三年,兼江淮制置使,专一措置屯田。叶适便提出了在两淮险要地方建立堡坞,以安集流民,固守两淮,并亲自建成定山等三个堡坞;但韩侘胄被杀以后,却被中丞雷孝友弹劾附和韩侘胄用兵悞国(按:雷孝友弹劾叶适,是以附和韩侘胄为借口,实际上则是因为叶适“论学有所异同于朱子” 的门户之见,所以“当时无以为然者”;而且叶适虽然一向积极主张恢复, 但是如上所述,他并没有附和韩侘胄,至于雷孝友,原来实是韩侘胄一党。关于这个问题,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辨析得很明白,可以参看),因而夺职。叶适从金陵回到永嘉原籍以后,即开始通过习学记言(全书五十卷)的哲学史批判形式,来总结他五十八岁以前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学术研究心得,并进而建成永嘉学派的异端思想体系。关于这部著作,叶适的门人孙之宏曾说:

“初,先生辑录经史百家条目,名习学记言,未有论述;自金陵归,间研玩群书,更十六寒暑(据陈耆卿筼窗集卷五上水心先生书云:“闻所著作有曰习学记言者,天下学子争师诵之。”查陈书上于宁宗嘉定十年,公元一二一七年,叶适六十八岁,是此书在十年后已基本写成),乃成序目五十卷。”

(习学记言嘉定十六年序)

由此可见,从薛季宣到叶适这五十年(公元一一七三——一二二三年) 中,正是永嘉学派结合政治活动和历史批判,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重要时期。名宦传所说:“时水心叶适倡导永嘉,以斯文为己任”,正指此事。

根据上述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三人的系年来看,叶适出身于“贫匮三世”的庶族地主家庭,生于南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而统治阶级只知剥削人民以奉事强族的“积弱不振”时代;他自幼年便习于“永嘉之学”,“颇涉治乱”,并且承接了薛季宣、陈傅良的成就,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他要求于自己的是:“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 为文不能关世教,虽工无益也;篇行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水心文集卷二九赠薛子长)可知他的生平做人, 无时不以行合于义、心存忧世为准则统观叶适一生活动,如以开禧三年被劾归里为界限,显然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如果说他在前一个阶段(自乾道十年上书西府到开禧三年被劾,公元一一七四——一二○七年)的三十四年里,是以直接从事政治活动为主而偏重于事功,那末,在后一阶段(自开禧三年归里到嘉定十六年逝世,公元一二○七———二二三年)的十六年里,便是以学术研究为主而着重于著述。但是,由于他持着“事功”与“义理”相统一的观点,因而其前期的政治活动是以其对现实社会及社会历史的研究为基础,其后期的著述活动也始终紧密结合着当时社会政治的现实生活。特别在后一个阶段里,由于他的活动,使永嘉学派不仅成为有政治纲领的、捍卫浙东庶族地主及个体农民和工商业者利益的地方性学派,而且更进一步,使它具有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把人道的“当然”和天道的“本然”统一起来,使它获得了理论斗争的威力。这样,叶适就完成了薛季宣、陈傅良所未及完成的事业。

叶适曾经一再强调地指出:

“自孟子为论世尚友之说,始轻视一乡之善。⋯⋯按周官乡即国也;⋯⋯ 然则,一乡之所谓君子者,固无往而不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于一乡,

而又以一乡之善不足于天下者,惑矣!”(水心文集卷一九草庐先生墓志铭) “余既沈痼且老,不胜先人之丧,惧即殒灭;而此书(按指外稿)虽与

一世之论绝异,然其上考前世兴坏之变,接乎今日利害之实,未尝特立意见, 创为新说也。”(水心别集自跋)

如果把这些在当时看来是一种“新说”的言论翻译成为方法论语言,它是这样警告人们:不要把地方性的利害及是非和全民性的利害关系及是非对立起来,二者在实质上是统一的。就一方面说,抹煞了地方性,就没有全民性,这近似于唯名论者解决“个体与普遍”关系的传统命题;但就另一方面说,只有把地方性的利害及是非提高到全民性来考察,使它和全民性的普遍利害关系及是非标准联系起来,它才有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及可能;所以叶适又说:

“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并淑于乡者,以天下准其乡而不以乡准天下。”(水心文集卷一二送林子柄序)

叶适这里所说“以天下准其乡而不以乡准天下”,正是把“事功”和“义理”结合起来,使永嘉的“功利之学”向前发展一步,向上提高一步,进而充实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开展“左袒非朱,右袒非陆”的两条战线斗争,而和”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陈亮学说相辅而行,结为理论斗争的盟友。全祖望竟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宋元学案卷五四水心学案序录)这显然是一种失言。

在这个问题上,最令人注意的是黄震的说法: “乾淳间正国家一昌明之会,诸儒彬彬辈出,而说各不同。晦翁本大学

致知格物,以极于治国平天下,工夫细密;而象山斥共支离,直谓‘心即是道’;陈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学,欲前承后续,力柱乾坤,成事业,而不问纯驳;至陈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其余亦各纷纷,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归朱则归陆,不陆则又二陈之归;虽精粗高下,难一律齐, 而皆能自白其说,皆足以使人易知。独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间,总言统绪,病学者之言心而不及性,似不满于陆;又以功利之说为卑,则似不满于二陈; 至于朱,则忘言焉。水心岂欲集诸儒之大成者乎?⋯⋯

公于义理,独不满于陆而不及朱,⋯⋯然朱之学正主程,而程之学专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为非,又何耶?”(慈溪黄氏日钞分类卷六八读水心文集)

黄震这段言论,除了把叶适和二陈的异同夸大化,把对于“功利之学” 的发展或提高歪曲成为“不满”以外,却说出了一条真理:叶适有自己的“统绪”,对朱对陆都“不满”,而欲以永嘉学派的唯物主义体系,“集诸儒之大成”。

由叶适集其大成的永嘉学派,在政治思想和哲学主张上,都和陈亮所代表的永康学派互为同调,而对程、朱理学及陆象山心学两派,又都持反对态度;所谓“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实乃永嘉和永康两派共同的斗争方向。这一斗争,实质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路线的对立,意义极为深刻。关于这一点,朱熹已有所觉察,所以他虽和陆象山之间有些鼠牙雀角的异同之争,面对永嘉、永康两派,则独多不满。例如他说:

“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 不知何故如此?”(语类卷一二二)

朱熹这寥寥三十二字,提出了思想史上一大公案:他对于陆象山的心学

一派,还是有所肯定;而对于“永嘉、永康之说”,则是全盘抹煞。所谓“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云云,已经把道学家的偏见和对唯物主义的敌视态度活跃在纸上。

关于永康学派,本书已另有专章阐述,现在所要解答的只是永嘉学派究竟“何故如此”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黄宗羲在艮斋学案案语中曾说:

“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

夫岂不自然而驯致其道,以计较亿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则,进利害而退是非,与刑名之学,殊途而同归矣。此在心术轻重,不过一铢,茫乎其难辨也。”(宋元学案卷五二)

黄宗羲这段说明,应该分别看待:前半段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而后半段则是“留连枝叶”的道学唯心主义残余。这种真谬共处的章法,正是历史矛盾在思想家头脑中“理欲交战”的反映。如果“叶其封建性的糟粕”,就会启示人们:朱、陆关于“无极而太极”的争辩,只是烦琐哲学的内部异同问题,由于理学和心学都主张脱离实际来醉态朦胧地思辨义理,同属唯心主义阵营,总有和平共处的道路可走。反之,永嘉学派则就事功来剖析义理,这是旧唯物主义者的普遍的见解,它越是处处托言“经制”, 就越富于用抽梁换柱的办法从内部来炸裂道学的危险,这和西方中世纪哲学史上唯名论者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约一三○○——一三五○ 年)等人在经院哲学内部对于实在论的斗争,不论在性质上或形式上,都相近似。因而,道学各派为了继续维护它的正统道学地位,就只能对永嘉学派采取全盘抹煞的态度。在朱、陆异同之际“而水心龂龂其间”,自必“为考亭之徒所不喜”,这里的亲疏爱憎,黄宗羲有亲切的体会,例如他在象山学案案语中曾说:

“昔先子尝与一友人书:子自负能助朱子排陆子与?亦未曾知朱子之学何如,陆子之学何如也。假令当日鹅湖之会,朱、陆诘难之时,忽有苍头仆子历阶升堂,捽陆子而殴之曰:我以助朱子也,将谓朱子喜乎?不喜乎?定知朱子必将挞而逐之矣。子之助朱子也,得无类是?”(宋元学案卷五八)东林名士黄尊素的这个比喻,以封建统治的尊卑亲疏之分说明正统道学

的内部争吵不容异端“龂龂其间”,虽其意在调和朱、陆,而却是朱熹斥永嘉、永康“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云云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