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

“新增人丁永不加赋”，是从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开始实行的。它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这一措施曾经被说成是“有书契以来未有之旷典”。

丁税和田赋，在摊丁入地以前，是两个并列的征课项目。田赋按亩征课， 丁税则计口征收。由于丁税对农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无地农民，为了

拒纳丁银，往往被迫逃亡。这种因人丁逃亡而征不足额的情形，从清初至康熙五十年间，始终存在。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中，康熙也承认一户有五、六人，只有一人交纳丁税，有九丁、十丁之户，也只一、二人交纳丁税。这说明，在颁布“诏令”之先，丁银之未能足额，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为了达到足额征收的目的，清王朝订了不少奖惩措施。如顺治十一年

（一六五四）规定编审户口，要“逐里逐甲，审察均平”，“如有隐匿捏报， 依律治罪”。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又将编审限期缩短，凡新增之丁隐匿不报者，也依律治罪。在奖的方面，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规定“州县官编审户口，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纪录”。康熙二年（一六六三）， 更扩大范围，只要有一州一县增丁二千名以上，从州县官、道府、布政司直至巡抚总督，统统准予纪录。然而，即使这样奖惩兼施，效果还是非常微小。一直到康熙颁布“新增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之前一年，各省编审人丁， 仍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地方官未尝不力求足额，免干罪戾。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直隶灵寿知县陆陇其就承认：从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到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这个县载在赋役全书的人丁，增加了九八七丁，而实际审定丁数，却少了五六九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编审者惟恐部驳，要求足额”，且又恐仅如旧额，犹不免于驳，“必求其稍益而后止”。这样的严攫遍索，而仍然不免于征不足额，原因是很清楚的。那些没有交纳钱粮的余丁，决不像康熙所说，是在“优游闲居”，“共享安乐”， 而正像陆陇其所说，他们已经是“老幼无立锥”，“逃亡无踪迹”。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如果认真执行，当然有减轻人民负担的一面。因为新增人丁，自此不再交纳丁银。但是，它同时又有增加人民负担的一面， 因为如果人丁减少，丁银却要维持常额，不能相应减少。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户部议定的执行条例中，规定了“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数”的具体办法：一户之内，如同时有新增之丁和开除之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如新增之丁不足以抵补开除之丁，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这种办法，就连为清王朝唱赞歌的人也加以非议，认为这是“丁倒累户，户倒累甲”，“在官谓之补，在民谓之累”。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新增人丁，应除之丁根本不予开除。如云南省，一直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实行摊丁入地之前，“寸椽尺土”之丁，“虽老病故绝，编审时从不除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