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权分配的特点

清代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较前朝有所缩小，官僚、缙绅对土地的兼并，则有所增加。而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则成为相当突出的现象。

清王朝入关以后，曾将朱明的一部分贵族庄田改为更名田，这是把皇庄转化为民田的一项措施。清王朝初期虽然在京畿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圈地，建立了大量的皇庄旗地，但后来也逐渐向民田转化。因此相对明代而言，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实际上有所缩小。但皇亲贵族以外的官僚缙绅，还是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实力，还有所发展，至少看不出有任何削弱的迹象。

清代官僚占有大量土地的事实，反映在当时许多官方记载中。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的一个奏章中说道：“今之督抚司道等官，盖造房屋，置买田园，⋯⋯所在多有，不可胜责。”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的一道“谕旨”中说道：官僚“多于外任私置产业，以为后日安详地步”。这说明从康熙到乾隆，官僚兼并土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乾隆初期，有人奏请限田，最多以三千亩为限，可见那时有田在三十顷以上的，已经为数很多。这个建议并未见诸实行，它本身有不切实际之处，但其中必然有来自那些拥地在三千亩以上的官僚地主方面的阻力。

事实上，在清朝大官僚中，占地只在三千亩的水平上的，还被人们看作是不治家产的“好官”。康熙时大学士张英，在安徽桐城原籍置田千亩，被认为是“寒素”之家。乾隆时期，被皇帝称为“实心办事”的直隶总督李卫，在原籍江苏砀山有田四万多亩。一般是占田几十万亩，才算符合大官僚的身份。康熙时期的大官僚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田连数县，产及万金，这些所谓“士林翘楚”的官僚，都是盘剥民膏的好手。乾隆时期的和珅，不但自有田产八十万亩，连他的家奴，占有田亩也以万计。

官僚兼并土地的进程，也是惊人的。高士奇原来是一个“觅馆糊口之穷儒”，进入官场以后，很快成为“数百万之富翁”。大官僚孙玉庭，原来家产“仅及中人”，做了一任总督以后，就在原籍山东的济宁、鱼台、金乡、曲阜等州县大量兼并土地，迅速成为有田三万余亩的大地主。一个官阶仅至按察使的中等官僚李象鹍，宦游二十年，地产就增加了六、七倍。

官僚之所以能迅速兼并大量土地，并不单纯依靠他的禄俸。清代官僚的正俸，是相当低的。一个一、二品大员，年俸只有一百多两。雍正时期，在正俸之外，又加上所谓养廉，但平均计算，养廉也不过相当正俸的六倍，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证。显然，单靠正俸和养廉，是不可能满足官僚对土地的巨大欲望的。官僚之所以能集中大量的土地，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权地位，贪污纳贿，巧取豪夺。

在封建社会中，官场历来是贪污纳贿之所。正俸收入是可以计算的，贪污纳贿收入，则无法加以计算。清代，一个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余两，而一个巡抚衙门，每年收受下属的规礼，在贵州为一万余两，在山东则达十一万余两。如果说，平均计算，养廉相当正俸的六倍，那么，单是规礼一项，就相当正俸的九十三倍。至于规礼以外的非法收入，更是倍蓰于此。

封建官僚还依仗他的特权地位，对土地进行巧取豪夺。官僚兼并的土地，往往在他的任所。康熙时期做过江宁巡抚的慕天颜、余国栋，一个是甘肃人，一个是湖北人，却都在任所的江苏拥有大量土地。乾隆时期，常有“归田之愿”的山东巡抚陈世倌，乃以浙人“而私置产兖州”。可以肯定，这些土地的取得，更多地是利用官僚地位，巧取豪夺的结果。

与官僚地主占有土地相联系的，是祠田、义庄的大量出现。祠田、义庄名义上是一姓一族的族田，实际上掌握在本族的大地主亦即官僚绅士地主的手中。这种大地主所有制形式的土地，虽然在元、明以前就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清代，则有显著的发展。康熙时期，不少地主以“置义田”的形式，掩盖他们霸占大量土地的罪恶。雍正、乾隆以后，义庄之设，已经“普天下”。清王朝对官僚地主的这些花招，也多方加以保护和鼓励。别的土地可以因种种原因而被没收，唯独义田不在没收之列，从而官僚地主把持的这一部分土地，享有清王朝特别给予的权利。

清代地权分配的另一特点是：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突出地引人注目。

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有密切的联系。在“有土斯有财” 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资本和土地有着内在的固有联系。如果说，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权力，那么，商人兼并土地，则主要依靠经济的权力。

明代以前，商业资本即早已存在。但到清代，才显得十分活跃，货币经济才有比较广泛的活动场所。当政治权力在土地的兼并上发挥主导的作用时，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从而缺乏相应的推动力。明朝人谢肇浙说：“江南大贾，强半无田。”大贾而无田，这说明当时在土地的兼并上，贵族、官僚、缙绅这一类特权地主，仍然处于垄断的地位。

清王朝统治时期，贵族、官僚、缙绅，仍然是特权地主。但是，他们的特权地位，视明代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势力，则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而有所增长。山西的票商，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苏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资本以万计的商人集团。这些大商人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兼并。在乾隆时期，已经引

起广泛的注意。乾隆五年（一七四○），兵科给事中胡定说：“近日富商巨贾，挟其重资，多买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每岁所入盈千万石。”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也说：山西“浑源、榆次二县，向系富商大贾，不事田产”，今则“多置土地”。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河南巡抚毕沅则说：“豫省连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而“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这里的富户，指的也是富商大贾。这三个人的话，当然不能证明这些富商大贾在乾隆时期才开始兼并土地，但是，乾隆时期，这种兼并土地的活动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以致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商人兼并土地，就其数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们却十分活跃，他们手中的资金，有较大的流动性，哪里出现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会闻风而至。许多史料反映：山西商人远至河南兼并土地，徽州商人到苏北购买土地，广东商人到广西购买土地，⋯⋯。在山东、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以彼邑民人置买此邑地亩”的大量事实。单是山东一省，就有六十一县之多。

由于商人资本有较大的流动性，兼并土地的商人，就能在农民遭受灾荒饥饿时，压价收买土地。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发生旱灾，聚集在扬州、汉口、徽州的盐商，就纷纷盘算“越境买产” 以图利。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前，直隶南部三十余县连年灾荒，外来商贾就“利其（指土地）价贱，广为收买”。上述山西商人跑到河南购买土地，也是利用对方的“贱价准卖”。毫无疑问，这种兼并土地的方式，给农民带来双重的灾难。

在商人兼并土地的过程中，高利贷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所谓“称贷者其息恒一岁而子为其母，故多并兼之家”。（《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李兆洛《风台县志·论食货》）。兼并土地的商人，或者在青黄不接，粮价高涨之时，贷粮折价于缺粮的农民，收取高利，剥削农民到破家荡产，然后“折收田、房”，达到兼并农民土地的目的。或者接受农民典当土地，通过典当、找凑，到最后卖断，使高利贷发挥巨大的作用。上述在河南“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的山西商人，就是通过高利贷兼并土地的典型。在福建农村的土地买卖中，存在着大量的典卖土地的事例。在江苏，甚至有一种“典多于田”的地主，典当利息既是他的主要收入，又是他兼并土地的主要手段。

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兼并土地，并不限于商人。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地主，也常常是敲剥农民的高利贷者。前面提到的大官僚高士奇、徐乾学以及和珅等人，都同时拥有不少当铺或银号。人们称“士大夫挟囊中装而问舍求田，犹其上者”，而“放债以权子母之利”，在“鱼肉乡曲”方面，则是“刀锥相竞”。这里的所谓“士大夫”，不过是官僚地主的别号。虽然如此，在高利贷兼并土地的活动中，商人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兼并的方式，给农民带来双重的苦难，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