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商业中的官商关系

工商业中的官商关系，在清王朝工商业政策的支配下，表现得相当复杂。概括地说，官之于商，是在限制的前提下，进行大量的榨取。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工商业中，有许多是以官办的形式出现的。江南的江宁、苏州和杭州三织造局，景德镇的御窑厂和京师以及各省的铸钱局，就是这样一些企业。官办工商业本身的经营，就是对民间工商业和小生产者的一种榨取。最明显的是钱币的铸造。

钱币铸造是货币发行而不是商品生产，原不存在利润的问题。但是，恰恰是在货币的铸造中，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以“铸息”的形式，攫取了大量的利润。铸钱局的铸息，在当时被称之为“生财之大道”。铸造钱币的机构，有属于户部的宝泉局和属于工部的宝源局，各省也有地方的铸钱局。清初，清廷两铸钱局共有炉九十一座。各省、镇设局开铸者，有十四处，铸钱炉多至千座。据《清实录》的记载，这些大小铸钱局，每年所铸铜钱，多的达到二十多亿文。无论是朝廷或地方的铸钱局，都获得大量的铸息。以铸息和铸钱工本相比较，京局铸息约当铸本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到二十八，各省铸局有的高达百分之三十一点二。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在京局铸息下降到几乎无利可得之时，铜矿产地的云南各铸钱局，铸息却一再提高。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至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的半个多世纪中，云南铸钱局的铸息，最低也能维持百分之二十六点八的水平，最高可以达到铸本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这样的铸息，比高利贷的利息还要高。

云南铸钱局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优厚的铸息，是清王朝榨取云南民办铜矿的直接结果。从十八世纪初年开始，云南所有民营铜矿生产的铜斤，除了纳税百分之二十以外，下余的百分之八十，全部归官厅收买，谓之官铜。官铜的价格，大大低于市价，也就是说，铸钱局所用的原料——铜斤——的成本，按银价计算，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而所生产的产品——铜钱，却按银铜的市场比价计值。高昂铸息的产生，秘奥就在这里。

这种压价采买原料的做法，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官营企业中。在专门供给宫廷缎匹的江南三织造局中，所用丝斤，名义上是按照市场价格向丝商采购，而且还规定了一个增加价格的幅度，以适应市场价格的波动。如果市场价格

超过了这幅度，还有所谓由“织造官赔补”的办法。似乎要彻底杜绝压价收购的现象。实际上，这些规定并不起任何作用。在有价格记载的乾隆二十年

（一七五五），“上用”经丝的最高收购价格，每两合白银九分八厘；官用经丝的最高收购价格，每两合白银八分七厘；而市场价格则分别为一钱三分五和一钱二。“计比销价，每两贵至三分六、七厘”。至于织造官赔补之说，纯粹是欺骗。实际是织造官用种种盘剥方法取偿于民，最后完全落在蚕丝直接生产者的身上。

第二，在官营手工业中，还有一种委托经营的制度。这也是官府对民间手工业的一种榨取方式。在景德镇的官窑和民窑之间，流行一种承袭明制的“官搭民烧”法。官办的御窖厂只做瓷坯，然后搭烧于民窑，付给烧费。这种办法，看起来是“照数给值，无役派赔累”，实际上民窑的负担，并不减于役派。因为“凡搭坯入其窑，必陶成皆青品，有苦窳不青器，则另偿包烧者”。由于进御瓷器挑选严格，这就使御厂得以瓷色不纯为借口，用勒索赔偿的方式，向民窑进行无休止的盘剥。

丝织业中，清王朝榨取民间机户的办法，主要是以“领机给帖”的形式，控制和剥削机户。在这种制度下，织机为官局所有，机户通过领机对织局承担义务。遇有织造任务时，由机户负责向织局领取原料、雇觅织匠、进局织造，然后领取工银，按月经手发给所雇工匠。此外，在丝斤整染加工方面，还有所谓承值当差的办法。在这种形式下，承值的手工业者，一般不在织局内服役，而是采取包干的办法，在局外进行整染加工。无论哪一种形式，都是要民户替官局当差。官局名义上虽也给报酬，但其中的剥削十分严重。常常是“机户以织作输官，时或不足，至负官债”。前面提到的苏州丝织业在十九世纪初期的萧条，主要是由于织造局种种盘剥榨取所造成的。

第三，清王朝对民间工商业的控制和榨取，还通过所谓发放工本、官买官卖的办法。这在矿业、盐业、林业和对外贸易中，都有所施行。在矿业中，云南铜矿在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实行的放本收铜，要算是最早的事例。在这种制度之下，矿民入山，官厅发给工本，及煎炼成铜，除抽课外，下余铜斤全部让官厅收买，并从铜价中扣还工本。私自出卖铜斤，是犯法行为，一经查获，其铜入官，其人罚役。在盐业中，清初在云南井盐中实行的办法，也是官给薪本，官收官卖。不同的是，包括灶户役食成本在内的煎盐成本，在盐价中扣除以后，其余银额全为正课。在林业中，清初工部以各处营建需用大量木材，也一度实行招商预给工本，设厂采木的办法。同样，在对外贸易中，清初由于铸币的需要，内务府也曾采用“先帑后铜”的办法，招徕商人赴日本采购洋铜。

官放工本，显然是一付诱饵。它要达到的目的，是官买官卖，亦即贱价勒买，高价派销，求得最大的榨取。如前所述，云南铜矿在实行放本收铜以后，矿民不堪压榨剥削，生产一落千丈。同样，云南井盐在官府专卖时期，对于灶户则大戥称收，对小贩则小称短给。灶户因成本无着，则煎盐掺合泥沙；官府因官盐滞销，则勒令按户压派。受害的是小生产者和消费者。

在发放工本的对象中，除了小生产者以外，也有大商人。上述采木业和洋铜贸易中，由工部和内务府招徕的商人，就属于这一类。他们都是和官府关系非常密切、具有特殊身分和权势的官商。他们和官府通过发放工本，互相勾结利用，排斥中小商人，对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同样发生阻挠的作用。此外，还有不须通过官放工本，而直接进行收购的垄断和榨取的。云南

的茶业，向来是商民“坐放收发”。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总督鄂尔泰以商民盘剥生事为由，改由官府收发，官府设总茶店于思茅，所有茶户必须将茶叶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原来的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留复入者，具枷责押回”；“私相买卖者，罪之”。商民固然不再“盘剥生事”，但茶户所受的盘剥并未取消，而是由封建国家取代了。

第四，清王朝在工商业中利用专商制度，对一般中小工商业者进行榨取和排斥。

以官府和大商人相互利用，牺牲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专商制，在许多行业中都有所体现。

在对外贸易方面，顺治和康熙初期，广州、福州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都是有势力的大商人。“他们都靠这一个或那一个高级官吏，维持他们的地位，小商人显然不敢和他们竞争”。康熙中期，广州、宁波、厦门还出现向朝廷纳贡的所谓“皇商”，他们一来，“本地商人就吓得不敢再出面做生意”。康熙末期以后，在西方商人势力集中的广州，所有对外贸易，完全操于行商之手，主要进出口商品，全部由行商经营，禁止行外散商参加。在上述中国对日本的洋铜贸易中，乾隆初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所谓额商，他们自愿先铜后帑，不但不要先领帑本，而且愿意代偿原有官商的旧欠，条件是其他商人办铜，必悉附额商名下。显然，他们是拥有厚资的大商人，对他们说来，垄断权的获得比官本的领取重要得多。

同样，在食盐的运销方面，有些重要盐区（如淮盐）有所谓总商的设置。散商如果不附在一个总商名下，根本不能行盐。而侥幸得以行盐的散商，也得承受总商的摆布。行盐迟早，唯总商是听；摊派多寡，也唯总商是命。甚至在一些不甚引人注意的行业如上述采木业中，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些由工部招来的商人，都是和官府关系非常密切、极有权势的官商，对于他们所承办的业务，别人是不能染指的。当然，他们的这些优惠待遇，只有在填满官吏私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