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今文经学的复苏

今文经学在汉代曾盛极一时，魏晋以后，即已衰绝。今文经多已散佚， 只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等书流传。魏晋至清乾嘉，千余年间，今文经学湮没无闻，久成绝响。乾隆时又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至嘉庆时竟然蔚为新兴的学派，对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文经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苏， 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

（一）作为古文经学流派的汉学，经过它的昌盛时期，到戴震时已经发展到了高峰。皖派擅长的音韵文字之学，名家辈出，但惭脱离经学，而以《说文解字》为中心，作为独立的学术继续发展。吴派的辨伪辑佚和考订注疏之学，虽仍有崔述《考信录》、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等名著相继问世，但总的来说，领域已日渐狭窄，没有多少发展前途。考据之学日益流于琐细， 义理之学也难以超越戴震而另辟新途。汉学在登上高峰后，随之临近于绝境。

（二）程朱理学在汉学昌盛的乾嘉之际，仍然作为官方学术，在社会政治领域占居统治地位。理学的伦常学说依然是清王朝的统治思想。科举取士考试经书，也仍以宋儒为依据。程朱之书成为士人入仕的必读课本，但在学术思想领域却不再有所新创。以文章名世的古文家姚鼐（一七三一——一八一五年），在学术上独尊程朱，力诋戴震。《戴东原集》有《与姚姬传书》驳辩。姚鼐弟子方东澍（一七七二——一八五一年）继撰《汉学商兑》，全面攻击汉学，指汉学的考据是“屠沽记帐”。汉学的流弊，的确是在发展。但陈腐的程朱理学却也不再有可能在学术上代替汉学而重振旗鼓。

（三）乾隆末年以来，清王朝的统治渐趋衰落，人民反抗运动兴起。社会上的诸矛盾日益暴露在人们的面前。乾隆初年，士人为逃避文字狱而避谈世事的学风为之一变。有志之士，日益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研究社会政治问题，要求抒发自己的政见。但在儒学占居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人们还只能在儒学范围内为抒发己见寻求依据。疏阔的宋学与烦琐的汉学显然都不能提供这种依据而需要另觅新途。

（四）今文经学作为汉代的官学，也曾流入烦琐的歧途。但今文公羊学的“张三世”“托古改制”诸说，又是附会经文、议论朝政的依托。嘉庆时期，经学古文派的汉学渐趋衰落，议政更新之风日渐兴起，今文公羊学既可以在经学领域开辟学术研究的新境，又可以在政治生活中成为托古议政的工具。沉寂千年的今文经学于是又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得以复苏。

戴震弟子孔广森已开始注意“公羊”，但今文经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派， 它的创始人是乾隆时的江苏常州府武进县人庄存与。存与字方耕，乾隆七年进士，入为翰林院编修，后升任侍讲，入直南书房，迁少詹事，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庄存与身居高位，治学不缀，领域甚广，曾研治《周礼》、

《毛诗》，又治《春秋公羊传》。事实上是兼通今、古文经学，而并未树起今文旗帜，反对古文。但他的代表作《春秋正辞》，宗法《公羊传》，专究经文的微言大义，与皖派汉学之探究名物训诂，在治学方法上迥然不同。侄庄述祖，述祖外甥刘逢禄、宋翔凤等传存与之学，一时称为常州学派。

今文经学自成一派，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九年）是主要的传人。刘逢禄，嘉庆十九年进士，后为礼部主事，在礼部供职十二年。经学著述， 涉及《易》、《书》、《诗》、《礼》诸经，而以《春秋》经的研究，成一家言。庄存与兼治经今、古文，至刘逢禄才公然排斥古文，力倡今文。《春秋左氏传》是古文派的基本经典，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二卷，指斥世传《左传》多夹入汉刘歆伪造的论断，并非左氏本真。又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三十篇，《春秋论》上、下二篇，宏扬何体公羊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何休语）。如“张三世”（据乱世、小康世、大同世）、通三统（夏、商、周）及孔子“受命改制”诸说。立论不在章句训诂，而在“微言大义”，阐发《春秋》公羊主旨：夏商周以来，历史是在不断变革中前进， 而并非如古文家所说的近不如古。刘逢禄治今文公羊学，使山穷水尽的经学重又柳暗花明，令人耳目一新，也适应了士人中经世议政的社会思潮，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宋翔凤（一七七九——一八六○年），嘉庆五年举人， 湖南新宁知县。曾撰《拟汉博士答刘歆书》，与刘逢禄协力攻击古文经学。又以为孔子的“微言”在于《论语》，因以公羊之义说解《论语》，著《论语说义》十卷。

刘逢禄的公羊学传给弟子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道光时，并称龚魏，名噪一时。今文公羊学经由龚自珍、魏源而成为经世致用之学，提出“变功令”、“更法”等主张。传至清末，形成变法维新运动，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