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石学

宋代学者注意于古器物铭文的研究，始有“金石”之称。明代学术不很发达，但学者留意于石刻文字的搜集，开拓了研究领域。清代乾嘉时期为考订经史而广泛搜考金石文字，金石之学成为专学。研究领域日益扩展，收集文物的范围也日益扩大，为近代文物学与考古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

石刻文字——宋人着重于铜器铭文的研究，只有少数著作如赵明诚《金石录》，兼及石刻文字。元末潘昂霄著《金石例》十卷，最先注意到碑志文字义例。明初，陶宗仪纂《石刻丛钞》，辑录碑铭原文。《明史》举为有明一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为第一的杨慎，在嘉靖时撰《金石古文》十四卷，汇编汉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力求无遗漏，但不免有“真伪错杂”之讥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陈◻有《吴中金石新编》八卷，收录当代碑文，不取前代，不录颂德谀墓之作。所收碑记多涉及仓储、水利等有关民生的记事，独具心裁。都穆撰《金薤琳瑯》二十卷，仿宋人洪适《隶释》例， 编辑石刻文字，并加考辨，所载碑文均录全文，完整地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万历间，陕西盩厔县（今周至县）人赵崡在家乡广拓碑刻，又托友人四处搜求，积存碑文二百五十三种，一一撰写跋尾，因无力全文刻印，编成《石墨鐫华》六卷，收录碑目并附跋尾。

明清之际，顾炎武周游各地，每见铭刻，必行抄录，又得友人赠送碑文拓本，其中不见于宋人金石书者约三百余种，分别写出跋文，编成《金石文字记》六卷。又以不见著录并无拓本流传的碑文五十六种，汇为《求古录》一卷。顾氏搜罗石刻文字，旨在用以辅证经史，“阐幽表微，补阙正误”（《顾亭林文集·金石文字记序》），不同于前人的注重书体。

毕沅也以为金石可证经史，历官所至，注意搜集金石文字。任陕抚时， 与钱坫、孙星衍等辑《关中金石志》八卷；改任豫抚，编录《中州金石记》五卷；抚鲁时，又与学政阮元合编《山左金石志》二十四卷。这些金石志详载碑石广阔尺寸、字径大小，行数多少，使读者明了原石形制。诸志均著录碑铭全文，并对其碑文有所考释。

钱大昕博学多闻，尤其注意金石文字的搜罗研究。撰有《金石文字目录》八卷，又撰《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二十五卷，以金石证史，多有创获。钱氏曾认为宋以来治金石文字者凡有两途，一是“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 一是“研讨书法，辨源流之升降”（《潜研堂文集·郭龙伯金石史序》）。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中说，钱大昕等人“开乾隆已后诸儒以金石之学印证经史之一派”（卷三），所论是恰当的。

嘉庆初，孙星衍编成《寰宇访碑录》十二卷，依时代顺序，编列秦汉以

来至元末的碑目，共收七千五百余通，各碑分注书体、年月、撰人、书人及所在地点，是当时收碑最多的综合目录。乾隆时，邵晋涵在三通馆为续补《通志·金石略》，编录内廷所藏各地进呈的碑拓，以副本赠孙星衍。此后二十余年间，孙星衍历游各地，据亲见碑石，拓摹增补。又得钱大昕、阮元、武亿及江苏邢澍等馈赠的碑拓，乃与邢澍共刊此书。

乾隆时进士王昶历任各地考官，笃好金石，勤于搜访，积五十年之力， 得先秦至宋，辽、金、大理时代的金石文字一千五百余通，嘉庆十年（一八

○五年）编成《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自序中说，金石内容广泛，研究石刻文字，“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他参稽群书，对器物及碑石形制作出说明，并加考释。书中收录碑铭全文，自信“欲论金石， 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以石刻而言，本书确是当时收录碑文最多的集大成之作。王昶另收有元代碑文约八十通，未及刊入本书。近人罗振玉编为《金石萃编未刻稿》刊行。

《西清古鉴》——乾隆十四年（一七九四年），吏部尚书梁诗正等奉敕撰修《西清古鉴》，凡四十卷，另附钱录十六卷。本书汇编清宫廷所藏自商周至唐代的酒器、礼器、祭器等铜器及铜镜共一千五百二十九件，各卷图绘器物形状，摹写铭文并加说解。编者利用文献资料分析古器物，纠正了前人研究的某些误失，因而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为“有裨于经史之学”。乾隆三十年内府刻本，印制极精，只是某些器物花纹的摹绘难免失真，铭文考释也间有错误。但作为宫廷所藏古器物的综录，是规模空前的巨著。乾隆末又续纂《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收录宫廷续得的唐以前古铜器九百四十四件，附唐代以后的铜器、印玺等三十一件。又成《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 收录盛京皇宫所藏古铜器九百件。此外又编成《宁寿鉴古》十六卷，收铜器六百件，铜镜一百另一件。四书合称“西清四鉴”。

《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阮元编著，凡十卷。阮元认为，三代时钟鼎彝器与土地同等贵重，编录历年收集的自商周至晋代的钟鼎等铜器铭文五百五十种，与幕友朱为弼共撰释文，补正经史，于嘉庆十年（一八○五年） 自刊行世。自序称：“稽考古籍国邑大夫之名，有可补经传所未备者。偏旁传籀之字，有可补说文所未及者。”对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都有所贡献，是学术价值较高的一部金文综录。本书又录有阮氏所著《商周铜器说》上、下两篇，对商周以来钟鼎彝器等各类铜器的性质、历史价值以及汉代以来古铜器出土、著录情况，加以考订、论说，为此后古器物及铭文的研究奠立了基础， 并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