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旗生计问题

满洲八旗兵丁不加训练，又不事生产，如此世代相传，不仅无力作战， 而且家口生活也日益困窘。于是出现了所谓“八旗生计”问题，京师尤为严重。

乾隆一朝对这一问题的产生，曾有过种种议论。归纳起来，主要是源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不事生产，收入减少。八旗兵丁久居京城，不事耕种，按照清朝规定，又不得经营工商，只靠朝廷发给粮饷和出租旗地为生。如果擅自外出谋生，即被视为“逃旗”，从重治罪。旗人长期游惰，靡费无节，粮饷不足即向佐领等官员借债（放印子）。再不足，便变卖朝廷地产和住房抵用。借贷放印子钱，钱粮即被扣还。土地变卖后不能再收取地租。房产卖后还要再出银租房。这样下去，收入越来越少。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不能不陷于困窘。

另一方面是满洲八旗人口不断增加。满洲八旗只有旗兵本人领取粮饷， 旗丁分授耕地。百余年来，旗人生活安闲，家口不断增殖，生活负担也不能不随之增长。户部尚书梁诗正在奏疏中说：“而百年休养，户口众多，无农工商贾之业可执，类皆仰食于官”，是旗人穷乏的原因。（《清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五）御史赫泰说，顺治初年到京的一人，现在已成为一族，“以彼时所给之房地，养现今之人口，是一分之产而养数倍之人。”（《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一四五）

满洲八旗人户生齿日繁，收入日绌，在乾隆朝已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乾隆帝的处置办法是：（一）增发赏银。以恩赏名义，发给贫困户赏银， 以为赈济。又动用国帑，赎回旗人典卖给汉人的旗地，由官府收租，将租金分赏给八旗兵丁。据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清查，赎回旗地一万四千余顷，岁征租银三十一万五千余两（《石渠余记》卷四）。这些赏银，对于贫困的旗户，虽然可缓解一时，并不能解决长久的生计。（二）增加养育兵额，“出旗为民”。雍正时设养育兵额四千八百人，乾隆帝扩大到二万五千人。八旗兵原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分，乾隆帝准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 即脱离八旗兵籍，另谋生理。由此空出的兵额，改由满洲旗丁补充。如广州、杭州驻防汉军和福州水师汉军，各出旗一千余人，由京师满洲旗丁往补。驻防福州的八旗汉军步兵改设为绿营兵，另派京师八旗满洲兵丁二千余人驻防。

此外，一七五六年（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还曾迁移京师满洲八旗三千户去东北拉林等地开垦荒地，建房屯种。说是“但念现在京中满洲，生齿日繁，额缺有定，恃一人钱粮，供赡多口，终恐拮据”。“欲我满洲世仆， 仍归故土，生计充裕。”前往人等，每户赏给治装银两，沿途给与车辆草束， 到达后又赏给立产银并官房田地、牛犋籽种，每户约需银百余两。乾隆帝告诫说：“伊等至彼，各宜感戴朕恩，撙节用度，以垦屯为务。稍有余暇，勤习骑射技勇。”（《高宗实录》卷五○四）但是满洲“故土”的旗人，也并非“生计充裕”，典卖旗地，生计困乏的现象也在发展。据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的奏报，吉林乌拉满洲兵丁三千，其中可称富户者仅二十一户。贫户一千一百八十五户，八千九百三十五口。赤贫户六百七十八户，两千八百九十四口。两者合计一千八百六十三户，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九口。其余为中户，共八百四十八户，八千八百二十九口（《军机处满

文月折档》，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这个典型材料反映出，当地八旗满洲兵丁中，可以温饱的中户还不足半数，绝大多数是贫困户以至赤贫户。乾隆帝迁往拉林的三千满洲户，实际上只有二千户前去。其中老幼约十分之一，壮年而不会耕作者有十之六、七，能耕作者不过十之二、三。因此，去拉林等地不久，便又相继逃回京师。留在拉林等地者，也多雇用关内流民代耕。所领旗地又通过典卖，渐归汉民所有。

广大八旗满洲人户从不耕不战到难以存活，显示着满族的统治危机，也表明满洲贵族与旗户的分化，日益加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