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公贵族的游惰

乾隆帝以生长深宫的太子继承帝位。乾隆时期的王公贵族，也大都依父祖的世职承袭爵位。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他们的父祖那样，为建立清国而驰骋沙场，而是以“天潢贵胄”深居府第，惯于优游。

清初定宗室封爵为十等。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为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为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授三等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授三等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授奉恩将军。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 增定为十二等，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二个等次，其中镇国、辅国、奉国、奉恩将军又分一二三等，并有兼与不兼云骑尉之分。亲王的世子（候袭亲王）和郡王的长子（候袭郡王）也受封食禄（《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四六）。

宗室王公中的礼（初封代善）、郑（济尔哈朗）、睿（多尔■）、豫（多铎）、肃（豪格）、庄（硕塞，初封承泽亲王，其子博果铎袭封时，改号庄亲王）六亲王和克勤（岳托）、顺承（勒克德浑）二郡王世袭罔替，号称“铁帽王”。雍正年间又封怡亲王允祥亦世袭罔替。

受封食禄的八旗王公，在朝中任职者多位居显要。由于清初几代皇帝不断采取措施削弱诸王的权力，他们的子弟中也有相当多的人不再任职，但仍享受种种优厚的特殊待遇。不仅占有大量庄园人丁，而且仍领有数量可观的俸银。亲王岁给一万两，世子六千两；郡王五千两，长子三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三百两。各级公爵、将军，也都以次领有多少不等的俸银

（参《清朝文献通考》卷四十一，《国用·俸饷》）。

清初功臣、外戚，也多封有世爵。世爵分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

男（阿思哈尼哈番）、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云骑尉（拖沙喇哈番）、恩骑尉九等，又有实任与闲散之分。其中公、侯、伯为“超品”，即在正一品之上，各分为三等。子爵为正一品，男爵为正二品，轻车都尉为正三品，也都分一二三等。骑都尉为正四品，云骑尉为正五品，恩骑尉为正六品，不分等。他们的俸禄是公一等七百两，二等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六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五十五两。侯一等兼云骑尉者六百三十五两，不兼者六百一十两；二等五百八十五两，三等五百六十两，闲散二百三十两。以下递减。

受有封爵的王公和功臣的后裔，俸银之外还有禄米，每银一两，给米一斛。遇有婚嫁丧葬，另由皇帝给予赏赐。《中枢政考》载有赏银的规定数额。但事实上，往往由皇帝任意颁赏，赏银可超过定额的数十倍以至百倍。

王公既为世袭，他们的子孙往往在幼小时即可袭封，为王为公。如敬谨亲王尼堪第二子尼思哈袭封亲王时只有三岁，十岁时便病死。肃亲王豪格之子富绶袭封亲王时，也只有九岁。乾隆时袭封多罗顺承郡王的恒昌（勒克德浑六世孙），四岁时封王，二十六岁病死。世袭的王公自幼即高爵厚禄，养尊处优，日以游乐为事。雍正帝曾在一个敕谕中对八旗贵族子弟指斥说：“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家器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至沉湎梨园，遨游博肆，饮酒赌博于歌场戏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 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靡费，取乐目前，彼此效尤。”（《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雍正帝指出的这些现象，到乾隆时更加发展。

乾隆帝连年广建园囿，京师王公竞相效尤，营建豪侈的宅第和江南式的园林。简亲王德沛（费扬武曾孙）用银数万两建造别墅，据称“亭榭轩然”， 在诸王邸中为最优（《啸亭杂录》卷六）。定亲王绵恩（乾隆帝孙）令护卫“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贿赂），动辄巨万。”（《啸亭续录》卷五）两江总督尹继善说他曾到忠勇公、大学士傅恒的府第，“不是前途频指引，回廊曲槛路常迷。参差画栋接飞霞，翠阁凝香护绛纱”，有如蓬莱岛境（《尹文端公诗集》）。大学士和■以聚敛著称，据说“园寓点缀，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清史列传·和■传》）以廉明著称的宗室长麟， 出任江苏巡抚时，置私宅数千厦，毗连街巷，说是为了“使此巷人知有长制府之名。”（《啸亭续录》卷三）宗室王公大臣，纷纷营建宅第园囿，说明满洲贵族的崇尚浮华，已成为风气。大量的花费，自然是来自下吏的苞苴。

八旗王公及其子弟，平居优闲无事，耽于游乐。标榜高雅者，或赏玩花鸟珍奇，或唱曲演戏。等而下者，聚赌宿娼，无所不为。乾隆帝第八子永璇“沉湎酒色”，“做事颠倒”（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十七子永■” 不甚读书，喜音乐，好游嬉。少时尝微服出游，间为狭巷之乐（嫖妓）。”

（《啸亭续录》卷五）京师东城某寺院中，经常聚集王公贵族和富室子弟， 设局赌博，又私蓄女伎，日夜淫纵（前引书卷八）。乾隆朝领兵作战的名将福康安（傅恒子），享用豪奢，又喜唱曲，军中往往通宵弹奏。据说：“虽前敌开仗，血肉交飞，而袅袅之声犹未绝。”（《清稗类钞》第七册）金德纯《旗军志》说：“八旗将佐居家，皆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宾客子弟饮。”从家居的八旗贵族子弟到外出领兵的将佐，都日益沉溺于豪奢游乐之中。

八旗贵族依仗权势，恣为不法。昭■《啸亭续录·宗室积习》说：“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饱食终日，毫无所事。⋯⋯每有淫佚干上之事，有

司以其天潢，故为屈法。市井之良善者又多畏其权势，不敢与抗，适足以长其凶焰，其俗日渐卑恶也。”这种情形，在乾隆朝已经习见。《啸亭杂录·权贵之淫虐》记：“乾隆中，某驸马家巨富，尝淫其婢不从，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挞死女婢无算，皆自墙穴弃尸出。”朝廷的大臣，如大学士和■、福长安等“擅弄威福，大开贿门，豪奢富丽，拟于王室。”（朝鲜《李朝正宗实录》二）外省的官员，“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消，亏竭国帑。”

（《八旗通志》卷首十一，敕谕）领兵的将军“凡有征讨，军饷一边用，一边奏，十万■减五万。”（柳得恭《燕台再游录》）从京师到外省，从相臣到将军，耽于享乐，贪贿不法，满族贵族统治集团日益腐败了。

满洲贵族原以骑射善战而建立起统治，百余年间，久居汉地，在沉溺游乐的同时，也逐渐废弃了习练弓马的旧俗。满洲贵族要统治广大汉族人民， 就不能不通晓汉族的语文和文化。王公子弟幼读汉文诗书，以应科举考试， 甚至逐渐不习满文满语。这在乾隆时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乾隆帝曾有诗一首， 概括地说明了当时的情景：“八旗读书人，假藉词林授。然以染汉习，率多忘世旧。问以弓马事，曰我读书秀。及至问文章，曰我旗人胄。两歧失进退， 故鲜大成就。”（乾隆《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九）早自清太宗皇太极以来， 历代皇帝都已提出过保持满洲文化传统的告诫。乾隆帝更提出“骑射国语” 的口号，说是“满洲之根本”。乾隆帝每年在避暑山庄驻夏，在木兰行围， 象征着纳■骑射的传统。但京师宗室多不善射猎，盛京地区甚至还不如京师。乾隆帝酷嗜汉文化，每年都要亲自撰写诗文。宗室王公大臣也多习作诗词， 与汉族文人相唱和，甚至不能用满文奏对。乾隆帝虽然一再把提倡“骑射国语”作为根本大计，但并不能改变满洲贵族“渐染汉习”的趋势，以至在他晚年，不得不下谕允准满族地方官员的某些章奏，可用汉文缮写，不再用满文。满族在统治汉地后不能不采用汉族的制度、文化，以至汉族的语文。这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而决定的。从某些方面说，也是历史的进步。但满族王公贵族子弟依恃特权，弃武习文，优游享乐，则不能不日益削弱。震钧《天咫偶闻》评论说：“习于汉人者，多得其流弊而非其精华。所存旧俗，又多失其精华而存其流弊。”八旗贵族在“渐染汉习”的同时，渐趋腐化。作为统治民族的统治集团，日益削弱了它的统治能力和作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