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作物

清代，农作物的种植，有不同程度的改进。有些经济作物和高产的粮食作物，得到一定的推广。其中高产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甘薯和玉蜀黍， 经济作物则主要是烟草、棉花、甘蔗和蚕桑。

在三项高产粮食作物中，水稻是中国南方各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根据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国水稻种植区域，大抵沿陕西渭水以南至河南南部、安徽、江苏北部一线。在此线以北，一般不种水稻。明清以后，水稻在北方的种植， 开始有所推广。上述康、雍时期水稻在京畿地区的引进，便是一例。除此以外，水稻在山东、河南的种植，也得到试验和推广。山东有些州县，在康熙时期就曾试行开渠艺稻；河南在乾隆初期，也有将旱田改种水稻的试验。清王朝并且规定：凡愿将旱田改为水田者，不增钱粮，以示鼓励。

在推广水稻种植区域的同时，对优良品种的推广，也受到一些水稻产区的地方当局的注意。湖南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广西在十九世纪初期， 都有不少地方官提倡早熟双季稻。十八世纪初期，改良品种的虎皮糯，在陕西、云南、福建，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十九世纪初期，江苏巡抚林则徐曾经介绍湖北的一种早熟水稻于苏北，以适应那里的气候条件。一些州县地方官也有类似的活动。如乾隆初年四川达州知州陈庆门“购旱稻种，导民树艺”，以适应“境环万山，岁常苦旱”的自然环境。所有这些活动，无疑是有益于农业生产的。

至于甘薯和玉蜀黍这两项高产作物，在明朝中期，已开始由国外引进， 最初试种于福建、广东，万历以后，有所扩大。而它们的普遍推广，是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玉蜀黍在乾隆时期，由福建传至江苏、安徽，又由两江传至川、陕、云、贵等地，到了道光时期，已成为云、贵两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甘薯也是在乾隆年间由福建传播于山东、陕西，其后又传至河南、直隶，不久即遍行各省。和玉蜀黍同样成为农民的一项主要粮食作物。

在四项主要经济作物中，烟草种植的推广，范围比较普遍。十八世纪中， 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在西北的陕西、甘肃，大片的粮食作物地区，改种烟草。十八世纪后期，广西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十九世

纪初期，福建某些地区的烟草种植，达到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以至百分之七十。种烟之利，倍于百蔬，而三倍于五谷。

棉花和甘蔗的种植，也有所推广。棉花的推广，主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康熙时期，华北植棉，已经相当普遍。乾隆时期，直隶宁津种棉者几半县。中期以后，直隶中部，已有十之七、八的农户兼种棉花。山东清平县，在乾隆后期，棉田所占耕地面积，超过豆田、麦田的总和。同一时期，苏北海门、南通等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甘蔗的推广，以台湾为最显著。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间，有人说：这里“旧岁种蔗，已三倍于往昔；今岁种蔗，竟十倍于旧年”。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蚕桑的种植，历来是封建官府“劝农”的一项主要活动。清王朝入关以前，对蚕桑事业就开始注意。天命元年（一六一六），把养蚕缫丝和种棉织布并列为国家的两项主要措施。入关以后，蚕桑事业，有若干推广的迹象。乾隆一朝，出现了相当多的以提倡蚕桑而著称的地方官吏。他们取得的成绩， 并不相同，但蚕桑事业有所推广，是可以肯定的。

有些作物，在某些地区有所推广，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往往虚盈互见。以棉花为例，闽广和关陕，是棉花传入中国后首得植棉之利的两个地区。然而在清朝，这里的棉花生产，却出现萧条的迹象。广东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所种棉花，不足以供本省之用，必须仰赖江南乃至湖北。福建则“棉花绝少出产，购自江浙，价尚加倍”。甘肃秦安，到乾隆初年才开始试种棉花，而西部的兰阜，则一直到道光年间才得到一个亲眼看到吐鲁番棉花大量入关的县官，“教民播种”。

某些作物的迅速推广，并不足以反映农业的繁荣。甘薯和玉蜀黍的推广， 说明广大贫苦农民在日益加深的封建剥削下，借助这两种适于粗放耕作而又高产的作物，维持半饥饿的生活。聚集在“深山老林栽种包谷”的无地农民的大量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这一点上，玉蜀黍的推广，不但不足以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是农民贫困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