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以外的劳动群众

在清王朝的财政赋税体系中，全部赋税的最后负担者，除了农民以外， 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他们主要是被称为“矿丁”、“灶丁”和“运丁”的从事开矿、制盐和漕粮运输的手工业劳动者。

这些手工劳动者中，矿工人数最多。云南铜矿每一矿区，“大者其人以数万计，小者以数千计”，“非独本身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工苦之人， 皆来此以求生活”。广东省各种矿的佣工，在雍正时期，不下数万人。这个省北部的一个偏僻小县阳山，在康熙时期就集中了很多来自邻县乃至邻省的矿工。估计清代前期矿业中的劳动者，至少当在百万以上。盐场劳动者的数目，也很可观。仅两淮一处，康熙时期，被称为“灶丁”的盐工，当在十万左右。加上捆工、箕秤、鉤槓、杴帚等辅助工，又不下数十万人。这两部分劳动者，在乾隆中期，为数在五十万以上。四川井盐，在十九世纪初期，单是井工一项，估计将近二十万。至于漕粮的运输，也拥有大量的劳动者。清代漕船数目，原额有一万四千五百号，实际上每年从事运输的船只，在六千至七千号之间。每船运丁十至十二人，总数当在七、八万之间。加上运丁所用的水手、舵工、纤夫等，又八、九万人。两者合计，当在十五万以上。

所有这些劳动者，都遭受严重的剥削，生活在极端穷困的环境中。这里仅从清王朝的财政赋税的角度，看一看他们身上承受的重担。

关于矿业劳动者的情况，在清代的矿业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型，但大量的矿场，仍然保存着旧的剥削方式。这里的雇佣，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领取工资的雇佣，有的地方叫“月活”；一种是矿工出力， 矿主供给饭食，共同分配产品的雇佣，有的地方叫“亲身”。在后一种形式中，矿工和矿主的关系，实质上近于佃户与地主的关系。而这种形式，在当时某些矿区中，往往占据主要的地位。因此，矿工遭受的剥削，本来就是很严重的。

在这种严重剥削的情况下，清王朝的赋税政策，加重了矿工的负担。如上所述，清王朝对于某些矿产的征课，除了抽税以外，还采取收购产品的政策。由于官定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市价，所以矿场中，经常发生私卖活动。官府为了防止私卖，就对矿场的生产，进行严格的控制。如云南铜矿中，每炉起火，必须请得官府印票，无票不得起火。熄炉时，官府遣役看守，铜一出

炉，即押赴官所称兑。在“亲身”制的条件下，矿工在遭受矿主严重剥削之后，手中分得的产品，一方面必须以低价卖与官府，另一方面，生产又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希图在官府规定之外，进行额外的生产，以改善自己处境的道路，又被堵截。因此，矿工除逃亡到官府力量暂时达不到的荒山峻岭， 从事私挖以外，只有饥饿和死亡，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在盐业中，也有官发薪本，或拨给煎盐所需草荡，由灶户煎盐办课的。以全国最大的盐区两淮而言，这里的盐户，基本上是个体生产者。每灶一丁， 办盐十三引，每办一引，给草荡十三亩。灶户所得之盐，只能卖给场商，不许私卖。灶户和官府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灶户对官府分给之草荡，必须“按荡完纳本色引盐”，官府对灶丁，实际上是地主对佃户。另一方面， 灶户卖盐与场商，必须按照官府批准的价格，更不许有“透露情弊”。凡灶户烧盐，必须逐时呈报，“核其开煎、熄火之候，较其盐斤多寡之数，务使尽入商垣”。官府对盐产的控制，采取了与矿产同样严密的手法。盐户的处境，与矿丁并无二致。

在灶盐必须卖与场商的条件下，盐户的命运基本上控制在场商的手里。盐尚未煎成时，灶户为了◻口，不得不以在野之青草荡，向场商典借高利贷， 当其辛勤煎得之盐刚一出灶，还没有来得及易银买米，商人便已“持券向取以抵旧欠”。灶户和场商的关系是：灶户需资，场商则“放利图扣”；灶户卖盐，场商则“浮收勒掯”；灶户盐多，场商则“乘急贱买”；灶户盐少， 额引亏短，场商则“又以漏私诿诸灶户”。在官府和场商的双重剥削下，灶户处境的悲惨是不言而喻的。清初，一位熟悉灶户生活的诗人写道：“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坐思烈火与烈日，求受此苦不可得”。“壮者流离弃故乡，灰场蒿满无池卤”。事实正是这样。海州徐渎盐场，原额办盐灶丁八百五十，其后相继流亡，至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只剩一百三十四丁；莞渎盐场，原额办盐灶丁一千五百，在康熙七年（一六八八）， 已全部逃亡，后虽陆续召徕，至乾隆四十年，也只恢复到四百五十六丁。可见，灶户也和矿丁一样，多有逃亡。

在漕粮运输线上，清王朝对挽运漕粮的所谓运丁，采取了军队的编制。为封建王朝直接服役的运丁，和其他劳动者比较，有许多特殊之处，但就主要方面来看，他们仍然是受剥削、被鱼肉的劳动者，他们和漕运线上的纤夫、水手，同属于当时广大的水陆运输劳动队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采取军队编制的运丁，有十分严密的组织。全国运漕有五十四个卫所， 卫所之下分帮，每帮平均有船五、六十只。挽运漕粮的运丁，每四年或五年一编审，轮流领运。编审的重心是“清查隐匿，勾稽潜逃”，必使归卫以备签运。这就是用强制的力量，维持漕运人员的编制，强迫运丁负担漕运的劳役。

对于这种封建的劳役，清王朝也规定有所谓津贴和报酬。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行粮、月粮、赠贴银米的发给，这是最主要的一项。其次是准许运丁随船携带定量的免税货物，进行贸易，叫做“土宜”。雍正以前， 每船准带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以后，增为百石。第三是分派屯田，作为赡养运丁之用，叫做“计屯贴运”。屯田或由运丁自己执业，或由卫所按亩收租，津贴出运的运丁。平均每丁可摊屯田二、三十亩至五、六十亩不等。

乍看起来，运丁的经济状况，似乎很不错了。他既有固定的行粮、月粮，

又有随船土宜的附带收入，还有屯田的补贴收入。特别是后来在行、月钱粮之外，还有帮丁贴费，而运丁向兑漕州县勒索帮费，且为人所诟病。但是， 所有这些，改变不了运丁的艰难处境，也改变不了运丁基本上处于受剥削、被鱼肉的劳动者的地位。

首先，在三项收入中，前两项并不全归运丁所有。行、月钱粮包括领舵水手雇募之资，屯田收入包括修造船只津贴之费。运丁个人所能分到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土宜收入很不稳定，运丁在佥造、领运、追比积欠之余，往往无力置办。至于运丁在三项收入之外，还要向兑漕州县勒索人所诟病之帮费，则是他们本身承受官府剥削的自然结果。从承运漕粮起，到运抵仓场止， 运丁要承受一系列大小衙门的剥削勒索。承运之时，有卫官、帮官常例，有粮道书办常例，有府厅书办常规，还有令箭牌票的差礼，行月钱粮的勒靳。过淮之时，则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至抵仓场之日，又投文有投文之费，过坝有过坝之费，交仓有交仓之费。统计由起运到交仓，勒索的关卡凡十九道，勒索的名目达一百零五项之多。当时有人说： “自州县视之”，诚然“运军为刀俎”；而“自京、通视之，则运军为鱼肉”。运丁“鱼肉”州县，这当然又增加州县对广大农民的鱼肉，但运丁之所以“鱼肉”州县，则是因为他们受京、通的鱼肉。这说明运丁和广大农民，同样处于被损害、被鱼肉的地位。

至于粮船雇用的水手和纤夫，他们的地位，更等而下之。在统治者的眼中，他们是“无业之民”，“顽蠢之辈”。官府对他们的生活，从来不加过问，而对于他们的反抗，则残酷镇压，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患病医药或身故丧葬，都必须从自己所得的雇值中，按名提扣，而他们的反抗只要是集众在十人以上，为首的就要冒着杀头的危险。

总起来说，地主和农民相对立，整个剥削阶级和劳动群众相对立，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是这样，在封建政权的财政体系中，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