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贸易支配权的更迭

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的相对地位，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贸易支配权的更迭。

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行商，是具有一定独占权的官商，是以封建政权在对外贸易经营管理代理人的面貌而出现的。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以后， 行商还进一步有了自己的组织——公行。它在对外贸易上的独占性质，更加

显著。外有官府的支持，内有自己的组织的维护，广州对外贸易便可处于行商支配之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行商在和自己的主要对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接触中，由独立的商人逐渐转为受外国商人支配，甚至依附于外国商人的地位。

这种支配权的更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贸易资金的周转。上面提到从十八世纪初期起，行商拖欠外国商人款项，逐渐成为经常的和普遍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最初是由于贸易资金的周转。一方面，行商接受外商进口货物，议定价格以后，并不立即付款，往往要等到转售以后，才陆续给价。在外商回国之时，其未出售之货，则作价留与行商，一俟售出，即作为外商存款，按月起息。俟下次外商货到，一面结清旧欠，一面又交新货。这样循环下去，外商手中，始终存一笔行商的欠款，而且由于本外有利，利又作本，辗转积算，愈积愈多。另一方面，外国商人向行商购买丝、茶等出口货物，由订货到交舱，至少需时百日。在通常情况下，外国商人都是预付行商百分之五十到八十的货款， 以便内地办货商人周转资金。这一笔预付货款，也往往积成行欠，而且也是愈积愈多，最后的结果是行商愈来愈依赖于外国商人，而失去原先的在对外贸易上的主动能力。这种现象，在十八世纪下半期已经相当明显，到了十九世纪初，更为严重。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全体九家行商中，有六家新行商不能自立，需要东印度公司的借款维持。十七年至十八年，有五家行商相继赔累，由东印度公司设法补救。十九年，十家行商中，有七家濒于破产， 也是由东印度公司先后筹款四十六万两，才得渡过难关。二十年，又有七家新行商向东印度公司求援，得到八万七千两的接济才免于破产。新一辈的行商，几乎完全依靠东印度公司，他们之是否免于破产，决定于公司的是否支持。当然，接受援助的行商，必须付出代价，这就是在付出重息以外，还得接受公司的监督，牺牲原来的独立地位。

第二，关于商品价格的规定。在广州开关贸易以后，进出口商品价格， 原来是由行商公同酌议。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虽然规定行商与外商公同议定价格，实际上“中国商品按什么价格出卖”，仍然“由公行来决定”。一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价格的议定方面，中国行商还有相当的主动权。在很多场合中，外国商人不得不听从行商的议价。但是，在七十年代以后， 行商破产开始增多，公行组织一度解散，商品议价的主动权逐渐从行商手中失去。八十年代中，中国的官方文件已经有这样的记载：外商与行商交易时， “临时定价，任意高下”，以致行商“亏本借贷”。八十年代以后，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经常出现中国行商在规定入口商品价格方面，屈从于外商的事例。如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行商要求降低进口哔叽和铅的价格，就以得不到东印度公司的同意而不能实现。嘉庆三年（一七九八），东印度公司在进口铅和锡的价格上，坚持铅价要提高，锡价要维持原状，虽然明知中国商人要亏本，也不让步。中国行商虽然表示了异议，但是没有效果， 最后还是依了东印度公司的条件。嘉庆九年（一八○四），东印度公司又提高进口毛织品的价格，甚至威胁中国行商，如果不同意，就要降低中国工夫茶的价格。中国行商屈从了他们的决定，换来的仅仅是一个毛织品质量不降低的空洞保证。这只是见之于记载的少数事例，但是它足以说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广州贸易中商品价格的决定权，已经开始旁落外国商人之手。

第三，关于贸易份额的分配。在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开关贸易之

初，广东官府曾规定“各处商人来广，务各照货投行”，即按商货类别投行买卖，原无所谓在行商中分配贸易份额的规定。外国商人在各行商之间进行份额之分配，大约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期。七十年代起，进口份额的分配， 开始发挥“维持”行商的作用。为了取得或保持份额，中国行商对外国商人的贸易条件，不得不曲意逢迎。嘉庆十四年（一八○九）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透露过这样的情况：原来“夷货到粤”，向系行商自行承办，“不致彼此多寡悬殊”，而“近年夷商司事者，竟随意分拨，售卖内地。行商因其操分拨之权，曲意逢迎，希图多分货物，转售获利，而奸夷遂意为肥瘠”。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透露了同样的情况。中国行商为了保证他的份额，不惜在商品价格上屈从于外国商人。上述乾隆五十二年行商之所以对哔叽价格的让步，主要是由于他们只关心“在本季度的进口中能保证自己的份额”。而嘉庆三年行商在锡价上的让步，也是为了得到份额上的保证。在清王朝的上层官僚中，也有人赞成这种办法，认为可以免去行商“垄断居奇，贱买贵卖，苦累夷人之弊”。这是本末倒置。在外商分配贸易份额的条件下，真正起“垄断居奇”作用的，只能是行商所“曲意逢迎”的外国商人。

第四，关于交易方式的变化。在十九世纪以前，行商在与外商的交易中， 尽管在商品的价格和贸易的份额方面，已经开始受到外国商人的制约，但是他与外国商人，仍然是独立的买卖双方。他在交易中，仍然保持独立的商人身份。尽管这时有些行商，由于资金不足，靠外国商人借款周转，他的所得， 实际已近于中间人的经纪费，但是整个说来，行商仍能保持独立和主动的地位。然而，到了十九世纪初期，这种地位已明显地发生变化。新的一代行商， 已开始实行代理推销、收取佣金的办法，把自己从独立的商人降为掮客和买办的地位。嘉庆十五年（一八一○），当过通事的行商谢嘉梧，“打破了百年的传统”，第一次按照固定的价格，为东印度公司专门推销羽纱。他所做的生意，完全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大班的“指导和监督之下”。“他担任的角色，实际上是公司的掮客”。到了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这种推销办法，已经由羽纱推广到哔叽，由一个行商发展到许多行商。这一年，东印度公司以支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委托行商代销哔叽的货值，达到十九万九千多两。以前东印度公司极力反对公行的垄断贸易，现在却掉过头来要求行商“垄断”他们的贸易，不过要在新的基础上，即他们的指导和监督之下，成为他们的“独家经纪人”。

古老的中国行商，已经证明不是大英帝国垄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对手。然而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作为英国新兴工业资本开拓殖民地的重要工具、以代理行号为主体的散商，已经大规模地涌向中国，代替东印度公司成为英国扩张东方势力的急先锋。这些属于“第二代”的所谓“自由商人”， 是从来不“照着中国人的告示做生意”的，“他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并且“要达到想望中的空前扩张”。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在中国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侵略者的撤退。相反，新的一代加紧了他们的步伐，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更加严重的入侵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