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嘉庆帝的对策

嘉庆帝初即位，即面对波及数省的农民起义风暴，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嘉庆帝在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传谕川、鄂、陕将军督抚说，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从未有数年之久，靡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指镇压起义）。乾隆帝虽已退位，仍主持军国大事，不能不参予镇压起义。陕西巡抚永保追剿张汉潮兵败，以罪当死。乾隆帝亲自处治，免死降职留用。嘉庆帝在谕中说：“皇考焦劳军务，寝膳靡宁，即大渐之前，犹频问捷报。”（《仁宗实录》卷三十七）乾隆帝于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正月初二日病死。嘉庆帝随即采取几项重大措施，以图消灭起义。

诛和珅 乾隆帝退位为太上皇后，仍信用和珅为心腹。大臣向太上皇奏事，均须通过和珅。嘉庆帝也不得不对他心存戒备。乾隆帝死后五日，嘉庆帝即将和珅革职拿问。依附和珅的户部尚书福长安（傅恒之子），也被革职监禁。随即命臣下举发和珅罪恶。正月十五日，条列大罪二十款颁谕天下。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理奉旨审讯，和珅伏罪。嘉庆帝援引康熙帝诛鳌拜之例，命和珅自尽，福长安斩监候，秋后处决。和珅为相二十年，是贪官污吏的总首领。成亲王永瑆奉旨查抄和珅家产。据流传的查抄清单，在和珅家中抄出古玩玉器、珠宝器、金银器等各种珍贵用具三万余件。金、银元宝各一千个，赤金五百八十万两，生沙金二百余万两，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洋钱

（银圆）五万八千圆。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瓷器、紫檀器、玻璃器等各有库房贮存。另开设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古玩铺十三座。私有田产八千余顷，内外住宅一百八十余间。查抄家产编号登录，共编一百另九号。据正月十七日对其中二十六件（号）的估价，即值银两亿二千余万两， 相当国库数年的收入。和珅攫取财富之巨，使朝野为之震惊，也正是王朝上

下竞相贪污掠夺的典型写照。和珅只是贪污官员的一个总代表。和珅以下的各级官员，攫取民财、侵吞官款虽不如和珅之巨，但贪污腐败之风，已然上行下效，弥漫全国，迫使广大农民不得不起而反抗。嘉庆帝诛和珅后下谕说： “教匪聚众滋事，皆以官逼民反为词”，“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黩， 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言念即此，能不痛心？现在大憝已去，纲纪肃清，下情无不上达。各省官吏自当大法小廉，湔除积习，民间无所扰累，亦可各遂其生。”（《仁宗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帝不能不承认各级官吏“多方婪索”，但又把层层剥削归罪于和珅一人，企图以此来缓和人民的反抗，说：“庶被胁之人，闻知贪墨屏退，吏尽循良，自必幡然来归。”（同上，卷四十九）但诛和珅后，大小官员既不能“湔除积习”，减少扰累，“吏尽循良”也只是一句空话，人民反抗的浪潮仍然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

用团练 乾隆时，满洲八旗兵已经日益腐惰。吏治的腐败，也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八旗官兵。嘉庆帝在乾隆帝死后，即传谕军机大臣，指责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并说，在京的谙达（教皇子骑射者）、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平日穷乏的人，自军营回来，便突然致富，请假回家购置田产。嘉庆帝进而指出：“试思肥橐之资皆婪索地方而得，而地方官吏又必取之百姓。小民脂膏有几，岂能供无厌之求？”“是原有之贼未平，转驱民以益其党。”（同上）嘉庆帝的诏书，大体上指出了八旗官兵临阵贪婪腐败的实状。军官的贪婪必然导致军兵的虚弱。经略大臣勒保奏称满洲健锐营、火器营兵丁俱“技艺平常，不耐劳苦”。嘉庆帝传谕说，这次两营的二千名兵丁，并非选充，而是以名帖求该管大臣出派。只想往返途中向地方驿站勒索钱文，坐食军饷。还没有启程，就已是居心卑鄙， 临到阵前还能指望他们听命效力么！嘉庆帝严令该管大臣加强操练，以复满洲旧习。谕中还说：“今满洲兵丁，不但远逊当年，且不及绿营，以致人皆不愿带领。”（《仁宗实录》卷四十七）

清初建立的绿营，由汉人兵丁组成，用以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清军入关后，满洲八旗兵丁即因有优越地位而逐渐失去战斗能力。绿营兵一度成为数量多于八旗，战斗力也优于八旗的一支劲旅。但到乾隆末年，绿营兵也逐渐趋于腐化。勒索送礼、尅扣军粮、借端摊派等等陋习，被视为常事。将官贪贿享乐，兵丁疏于训练。嘉庆帝在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正月的上谕中说：“近闻各省营务，如提、镇大员，一味养尊处优，全不习劳”，“所谓训练操防，全属有名无实。”在另一上谕中并举出乾隆时随驾南巡，亲见杭州绿营兵丁骑射：“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当时以为笑谈。”（《仁宗实录》卷三十七、三十八）同年五月又说，绿营兵丁“或在外兼习手艺， 训练生疏，营伍废弛，所关非细。”（同上，卷四十四）绿营兵日益削弱了作战能力，也已不再是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得力工具了。

面对着白莲教农民起义军的进军，嘉庆帝逐渐倚用汉人地主武装，配合官军镇压起义。一七九八年（嘉庆三年），四川招募武装乡勇达三十七万人， 湖北也有三十六万六千余人。清军都统德楞泰、副都统明亮率领主力军在湖

北襄阳镇压王聪儿、姚之富起义军，当地乡勇配合作战。王、姚军在郧西三岔河被知县孔继檊率领的乡勇堵截。起义军战败，王聪儿、姚之富投崖自杀。清军获得少有的胜利。湖北随州地主武装筑寨自保，也曾阻遏了襄阳起义军的进军。一七九九年（嘉庆四年）初，嘉庆帝遂命勒保会同各督抚，晓谕州县居民“扼要团练”，与官军配合作战。嘉庆帝又因黑龙江等地调遣一兵的费用，可以招募几十个乡勇，正式诏令以乡勇替代。各路官军在各地招募乡勇随军作战，临阵命乡勇居前，绿营兵在后，满洲兵在最后。乡勇有伤亡， 不在军额之内，可以匿而不报，甚至也可以败为胜，谎报战功。有的官军则招募他乡游民充役，号为乡勇，实为散勇。针对这些流弊，嘉庆帝又下诏说： “至乡勇原为保护乡里而设，若仅募他乡游民，无田庐家室之恋，既去其乡， 安望其勇？⋯⋯何如省此养疲兵、募散勇之资，以团练本地之乡勇。”“总之，他省未练之新兵，不如本地之乡勇，而本省隔属招募之乡勇，又不如本乡守堡之团勇。自后各县练勇，各守堡寨，不许调往军营，致村庄反遭荼毒。其乡勇固守卡寨，以堵为剿。”（《圣武记》卷九）川北一带的地主武装团练，筑堡寨抗御起义军取得成效。嘉庆帝命陕西、湖北等地依仿实行。

清初建国，以八旗兵为主，绿营为辅，对汉人地主武装限制极严。嘉庆帝因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需要，倡导汉人地主实行团练，武装自卫，是一项因时制宜的新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行，在以后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