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究治朋党

乾隆帝即位后，倚用老臣鄂尔泰、张廷玉掌管朝政。鄂氏与张氏家族，多居官位。外姓臣僚也争相依附。乾隆帝曾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鄂尔泰于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获罪，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病死。张廷玉也于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遭到乾隆帝贬斥后休致。但朝臣中相互攻讦和相互援依之风已渐形成。乾隆帝也对满汉臣僚渐多疑忌，时加防范。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 “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

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殿试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为鄂尔泰门人，入为内阁学士。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履园丛话》一）。他在诗中也说是“记出西林（鄂氏出西林觉罗氏）第一门”。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一七四八年至一七四九年（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出为广西学政。奉调回京，后解任归江西。鄂昌于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调任江西巡抚，旋调四川巡抚、甘肃巡抚。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署陕甘总督，一七五一年

（乾隆十六年）调江西巡抚。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冬，因申奏不实，被解任。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再授甘肃巡抚。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清代文字狱档》）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三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 “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清代文字狱档·军机处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江西巡抚胡宝■奉谕，多次查抄胡中藻家中文稿书信，送呈审查。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称：“胡中藻违天逆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乾隆帝谕“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而将此案追究到鄂尔泰。说：“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张。且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又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 著将鄂尔泰祭牌从贤良祠撤出。鄂昌被押来京后，经大学士九卿严审，“低首无辞，惟称万死”。乾隆帝“从宽赐令自尽。”（《高宗实录》卷四八六）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朝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狱以后，乾隆帝加强了对满汉臣僚的控制，朝臣间的相互攻陷也愈加频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