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现状

新文化运动后，儒学受到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的尖锐批判，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结束了，作为制度化、组织化的儒学

也结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彻底消亡，也不意味着孔子及儒学影响彻底消亡。相反，儒学在这时奇迹般地再生了。

就是在全国讨孔的狂风暴雨中，梁漱溟先生，这位早年倾慕西学、后来转入佛学的哲学奇才，在 20 年代初，大胆预言，现在是西洋文化得势的时代， 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他正告人们印度的路不能走， 全盘西化的态度要改过，重新走孔家的路，才是中国的希望。梁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思想的人，他的这些论调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大有一时争说梁漱溟之势。

比梁漱溟年长，但成名却晚于梁漱溟的熊十力先生，也是一位哲学怪杰。他营营独造，潜心从事着儒学再兴事业。不追名，不逐利，冷眼横观世态的炎凉，将其全部心血付诸儒学新生事业。他写的《新唯识论》，是一部思辩色彩极浓的儒学著作。不过，在当时和身后，他都没有梁漱溟那样有名，但他的影响却会比梁氏悠久，他是一位比梁更纯正的现代儒者。

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中国，全民族奋发抵卸外侮。在这艰难的岁月里， 中国传统文化一再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都是当时和建国后的哲学名流。他们在解放前，都从事过儒学的再建工作。冯友兰以继承程朱为己任，以再建程朱理学为目标，建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贺麟先生独爱陆王心学，合中西哲学为一炉，试图重新高扬陆王心学。1945 年， 日本投降，国内战争突起，时局纷乱，儒学的研究被政治风潮淹没了。

50 年代，中国大陆思想家的重要任务是从事思想改造，尤其是老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四十年代从事儒学重建工作的梁、熊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批林批孔时期，孔子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被视为“复辟狂”，进行肆意低毁和抨击，孔子及其学说又一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才能用较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评价孔子及其学说。

解放后，孔子及其学说在大陆虽不走运，但在台湾和香港的情况则大为不同。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以中国文化，尤其以儒家的正统继承者自居。70 年代，正值大陆批孔运动高涨时期，台湾则推行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们还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国民党政界要人严家淦亲任会长。孔学在国民党政府的提倡下，在台湾还有相当的影响。

在台、港，自 50 年代以来，民间的儒学复兴和再建学术运动从未中断， 且日趋高涨。从事儒学再建工作的大都是梁漱溟、熊十力等人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怀着浪迹天涯的心境，动心忍性，发大宏愿，决心将中华文化的灵根再植起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是这场学术运动的领袖。在他们的努力倡导和艰辛工作下，儒学的新形态已日见端倪，并在 80 年代中后期，引起大陆学术界的关注。

孔子距今已经 2000 多年，中国和世界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孔子的学说并未因这些变化而消失。孔子及其学说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大陆，近几年，一年一度的孔子文化节在孔子的出生地山东曲阜如期举行，当地政府把这一活动视为招商引资，振兴经济的重要手段。研究孔子的学术机构及学术刊物也相继出现。如曲阜的孔子研究所，山东的孔子研究会，中华的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山东电视台又推出 16 集大型电视连续剧——《孔子》。这一切都表明孔子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其学说仍然具有现代价值。

在海外，孔子的影响更不容低估。在海外华人的心目中，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可以说只要有华人在哪里聚居，哪里就会有尊孔或崇圣活动。在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尊孔、崇圣活动受到当地华人的重视。新加坡十分重视儒家伦理教育，他们在高级中学开设儒家伦理课程，以求儒学为现代社会服务。

孔子作为偶像的历史也许永远结束了，其学说作为衡量是非标准尺度的对代也成为过去。但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将永远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尊敬。他的学说有些已经过时了，但也有不少至今乃至将来都会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为人们所珍视，成为启迪人们心智，走出生活的锁钥。后 记

追忆少年时代，正值举国批孔热火朝天之时，老师选出《三字经》的“糟粕”部分和《论语》之“复辟”章节，教我们背诵，以便抓住批判的靶子。正是在这种过程中，使我产生了对孔子膝胧的同情和敬意。

读了大学，在诸师长之熏陶下，才系统翻阅孔子的思想史料。10 多年来， 逐渐形成了一些想法，常有一种不吐不快之感。但当这本小书行将面世的时候，又忽觉不安起来。本人学识浅陋，误解先贤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恭请方家指出。

本书的完成得到哲学系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在炎热的盛夏，金丽侠女士、颜秉辉同志为本书的修改、整理和誊清付出了辛劳，谨借后记之末，一并谢之。

颜炳罡

1992 年盛夏记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