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的境界

在孔子那里，仁的觉醒就是人的觉醒，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范畴， 而人是孔子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仁是人的基本标准，又是人的最高追求。作为基本标准，孔子认为仁就是人，人而不仁，礼乐就无从谈起。这是说仁是人的内在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失去了这个本质，人就会沦为禽兽。

同时，仁又是孔子对人的理想要求，或最高要求，是人生的理想境界， 而真正能达此境界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相当难能可贵了。孔子本人在当时虽具有很高威望和影响，但他也没有自称圣和仁。孔子弟子三千，贤达之士也有七十余人，孔子认为在其数千学生中也只有颜回可以做到“三月不违仁”，其余的人只能“日月而至焉”。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称“如其仁，如其仁。”这只是称颂管仲的事业，并非称其人品。

仁人、圣人是孔子追求的人生理想。这种人生理想的圆满实现尽管很难， 但决非是虚无飘渺的。现实生活中的君子就可望成为圣人，而小人则绝对不能成为圣人。那么就让我们看一下他对君子的论述。

谈及君子和小人，必然涉及圣人。孔子沿用了他以前的传统看法，将人划分为小人、君子、圣人三类。一般说来，君子与小人对举。君子原是指统治者，当权者，小人是指被统治者，劳动人民。《国语·鲁语》言：“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把这一政治范畴道德化了，使其赋

有了道德含义。他说：“君子关怀的是道德修养，小人关心的是土地。君子关心仁义，小人关心物质利益。君子能反省自己，小人则怨天尤人。君子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小人则不断走向沉沦。”可见，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主要是有道德修养的人，小人是指缺乏道德修养的人，而圣人则是指对道德理想充分实现的人，是人格的圆满实现。不过孔子说过，他并没有见到过圣人，能见到君子就足够了。足见小人为孔子所不齿，是其指责的对象，圣人是一种人生理想，现实中难以见到，因而君子就成为他关注的主要问题。君子是仁义的体现者。他认为君子是有道德修养的人，也就是道德意识

觉醒了的人。在现实社会中，他是道德的体现者，是仁义礼的载体和承担者。他一再说君子不能须臾离开仁，更不能违背仁，即使是在颠沛流离、艰难困苦之中也应该这样。君子要“以义为上”，“见得思义”。决不能贪得无厌， 一味追求物质的享乐。

君子“谋道不谋食”。孔子认为君子应将自己的精力用于追求真理上， 而不是用于物质生活上。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孔子本人就是一位为追求济世救民方略而奋斗了一生的人，至到晚年，他依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地勤奋工作着。他所关心的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而不是物质生活。对那些能不以衣食为怀、而追求道德修养的好学之士，他大加赞扬。如他的首席大弟子颜回生活很穷，但他并不为此而忧愁，依然乐道不倦，孔子连连称赞：“贤哉， 回也。”正是“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富贵与贫贱，孔子主张君子应以道得之、以道去之。君子不应终日为衣食而奔波，相反应为追求真理和道德修养而竭尽全力。他甚至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

君子坦坦荡荡，里表如一。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是坦坦荡荡，里表如一， 光明正大的人。他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胸怀坦荡，仰不愧于天，俯不惭于地，不忧不惧，内省不疚，谦虚乐和，泰而不骄，里表如一，正大光明。

君子言行一致。孔子一再申明：君子“言之必可行”，“耻其言而过其行”。主张“讷于言而敏于行”。这里的言具有诺言、言论之意，它主要是指有关政治、道德、人生方面的言论。行主要是道德践履和政治社会活动。言与行的关系就是知与行关系，也就是今日哲学教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孔子主张，言之必可行，实际上是承认了理论对实践，言对行有规范、指导的作用，承认了理论、计划、方案必须切实可行。当然正确的理论计划、政策、法令有利政治活动，会给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而君子有意义的议论、名言警句亦有利人生修养，有利于树立自己的美好形象。反之则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给自己带来耻辱甚至灾祸。故而孔子要求君子“讷于言”，“慎其言”，再三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对言之无物，说而不做，或言过其实的行为应感到羞耻。相反他主张君子要“敏于行”。“敏于行”即身体力行，切实去做。不过孔子所讲的行亦有偏颇之处，它主要是道德实践和政治活动， 并不包括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这是他的行与我们今天所讲的行的重大区别。但他反对说大话、说空话，主张言行一致的思想，至今也不过时。

孔子认为君子应文质彬彬。孔子主张一个君子不但要有良好的内在品质，而且还应有良好的礼仪教养和举止风度，做到内在的美和外在的美相统一。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质主要是一个人的内在品格，文主要是指人的外在修饰和言谈举止。这是说一个

人如果只注意外在的修饰，或者视外在修饰重于内在品格就会流于虚浮而徒有其表。相反，一个人虽有良好的内在品格，结果不太注意外在的表现形式， 也会显得粗野。他认为只有“质”与“文”配合得得当，才无愧于君子的称号。有些人仅仅将孔子的质和文理解为天生的容貌和外在的服饰，是相当偏面的。因为孔子认为只有以义为质，依礼节实行它，用谦虚的言语说出它， 用诚实的态度完成它，才是真正的君子。可见孔子所说的质主要是道德品格， 是仁义，文则是行义的外在行为表现。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良好的品德而失去了恰当的表现方式，是得不到好结果的。而一味追求文雅的表现形式，以致于冲淡了内在品质的修养亦不会得到良好结果。文质彬彬才是君子应具备的人格标准，也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就曾表露过这一思想。他说：“纷余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这句诗的大意是说：我已经具备了内在的美德啊，同时又注重修饰自己的外表。孔子本人也是一位既注重内在品德的修养，又注重出处进退的礼节、举止言谈的风度的人。中国人“儒雅风流”与孔子所倡导的文质彬彬恐怕也不无关系吧。

君子和而不同。孔子坚决反对那种不分是非，不讲原则，一味追求他人喜欢的乡愿。所谓乡愿就是四面讨好的老好人，他认为乡愿是对道德的残害。一个真正的君子既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喜爱，也不可能被所有人反对，因为人群中有笃诚的君子，也有品行恶劣的小人。不过君子与人相处，一定要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君子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原则地讨好、奉迎他人，他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君子不丧失原则地同他人讲统一。孔子所倡导的这一原则应当成为全民族的共识，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使那些四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好好先生、滑头老板无存身之地，树立民族精神的正气。

最后，君子在必要的时候愿为行仁而牺牲自己的生命。生与死、灵与肉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能反映和体现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道德情操、价值取向、人生理想。在孔子那里，仁与生的冲突就是灵与肉、生与死的冲突。他明确表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就是说，一个仁人君子在生命与道义发生冲突的时候，毫不含糊地为道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子的这一思想曾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华儿女，为保卫疆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如宁死不屈的文天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等等， 都深受孔子杀身成仁思想的影响。

孔子对仁人君子的规定是多方面的，以上所言并未能涵盖其仁人君子的全部属性。如他要求君子“反求诸身”，“笃于亲”，“畏天命”，“畏大人之言”等等。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位仁人君子呢？这是孔子平生所关注， 所研究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