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

公元前 497 年，孔子带着学生，离开了父母之邦的鲁国，来到了卫国。在这里他同其学生子路就如何治理国家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等待着您去治理他的国家，您准备从哪里开始？”

孔子说：“那就首先从纠正名分上的不当开始吧。”

子路对老师的施政方针极为不满，嗔怪老师道：“您怎么迂腐到如此地步！名分又何必纠正呢？”

孔子一听子路根本不了解他的用心，反而骂自己迂腐，十分恼火，严厉地批评子路：“你怎么这么粗野！一个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保持沉默，而你却乱发议论。名分不正，用语就不会顺理成章；用语不能顺理成章，事情就办不好；事情办不好，国家礼乐制度就兴办不起来；礼乐不兴， 刑罚的使用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当，老百姓就不知道该如何行动。”

孔子把正名当作自己全部施政纲领的出发点，这里的正名从文法上讲是纠正用词不当，概念使用不清，从社会的角度讲，是要校正每一个人的社会角色，这一角色使全社会承认，使自己有清醒的角色意识，以克服那种有名无实之现象。当然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就是说纠正用词不当，概念不清， 首先是纠正名分上的用词不当。《韩诗外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与季孙氏在一起，季孙氏的家臣说：“国君派人来借马，给他吗？”孔子说： “我听说，国君向臣下要东西，不叫借，而叫取。”季孙氏一听，恍然大悟， 忙给家臣说：“从今以后，凡国君之有所取叫取，不要叫假（惜）了。”孔子十分高兴，说道：“校正了借马之言，而君臣的名分也就定了。”

中国古代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商朝就有了侯、伯、子等爵位，周代又分公、候、伯、子、男等爵位。在“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的古代社会里，这些等级名分是不可僭越的，与这些等级制度相适应的不仅有一套政治规定，经济规定，而且还有一套名言上的规定，就是说不同等级，不同社会地位人在语言交际中有一套独特的术语。如天子率兵攻击臣下叫“伐”，反之则叫“反”；天子杀臣下叫“斩”，反之则称“弑”；又如天子死叫崩，诸侯死叫薨（hōng），大夫死叫卒，士死为不禄，百姓叫死；还如父对子曰慈，子对父称孝等等。孔子认为这些名言代表了不同阶层、不同等级人们的地位和身份，能唤起人们的名分自觉，故而至为重要。

正名归根到底是正名分，定等级。正名分有两种正法，一是他正，一是自正。他正是自己的名分为社会所认可，自正就是自己按照自己的名分去行动。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弟像弟，兄像兄等，也就是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各自都以其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而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

孔子的正名实质上是政治的道德化。正名之自正就是正己，他正是正人， 正人正己都是道德修养。孔子认为只有正己，才有资格正人。鲁国的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之法。孔子告诉他：政就是正的意义，“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就是说当权者首先要为民表率，要求老百姓做到的，首先要自己做到，这样才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在天下无道的时代里，当权者结党营私，厚亲薄疏， 贪污腐化，媚上压下，这样的官还叫苦世道不太平，还骂老百姓不顺从，可谓廉耻丧尽。孔子认为，社会风气的好坏，主要取决于当权者，决不能归咎于老百姓。社会风气日下，人心不古，首先是当权者一手造成的。所以他认为当权者的行为像风，老百姓的行为像草，风向哪个方向吹，草就向哪个方向倒。如果讲道德，应首先是当权者讲道德、为官者讲道德。决不能让老百姓讲道德，而自己在那里鲸吞财货，享乐腐化。

孔子概括式地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就是说当权者首先讲道德，从自己做起，以德治国，老百姓就会守于本分，像群星围绕北斗那样，拥护当权者了。孔子的德治学说是从严格要求当权者入手？ 最终又为当权者着想，可是那些无耻的官僚，连孔子的这一点要求尚达不到呢！

孔子的德治理想是周公“敬德保民”、“以德配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周公的思想是从商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但孔子的思想很难实现，因为当权者都是无耻之徒，不可能对老百姓讲仁慈，更不可能实现德治， 所以孔子在鲁国只当了三个月的上卿大夫，就被迫流亡他邦，颠沛流离，访问了不少国家，结果是四处碰壁，反落得自己像丧家之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