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忠信

有一次，孔子对其门人曾参说：“曾参，我的思想一以贯之。”曾参说： “是这样。”孔子出去了，其学生们大惑不解，都问曾参：“老师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曾参回答说：“老师的思想，用忠恕就可以概括了。”曾参是孔子晚年的高足，他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可见忠恕思想在孔子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谈到忠，人们自然联想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想到唐朝义士颜杲卿，想到民间传说中的杨家将，想到岳飞、文天祥⋯⋯这些忠大都含有绝对忠君、不事二主之意。但在孔子那里，忠的含义则十分宽泛，并不专指臣下对君主言。

孔子所谓的忠是对他人、对上级竭心尽力，克尽职守，诚实勿欺之意。所以忠常同信连用，又常同诚连用，不无道理。孔子教学课目，即文、行、忠、信。他要求弟子“与人忠”，“言忠信，行笃敬”。可见这里所谓的忠并非专指君主而言，与普通人交际、谋事也有忠与不忠的问题。总之，忠就是以真诚的态度与他人相处，积极为他人着想之意。当然，孔子的忠也有对君上尽忠的含义，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孔子那里，君臣关系并非是平等的关系，君主可以指使、支配臣下，而臣下只有服务、事奉君主。但孔子认为臣忠必须以君礼为前提。君无礼，臣是否还应忠，孔子在理论上没有明确的交待。既然没有明讲，自然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君无礼， 臣就不必忠，二是君无礼，臣仍然需要忠。孟子则发展了前者，韩愈则发展了后者。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君臣关系完全是一种对等关系，这是对孔子君礼臣忠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而韩愈则认为：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并认为君的本质是出令，行君之令是臣之本质，这就是把君臣关系看作一种绝对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位以尧舜孔孟思想的继承者自居的学者，到头来根本否定了孟子民贵君轻的理论，成了一位彻底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制造者。

实质上，孔子所谓的忠君决不是要求臣下对君主阿谀奉迎，投其所好。相反，他要求坚持原则，犯颜直谏。一旦君主有了错，“勿欺也，而犯之。” 这就是说宁可冒犯君上，也不要欺骗君上。如果君主不听劝阻，仍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就离开他，另寻圣君明主。孔子本人就是这样做的，当齐国迭来美女和骏马，腐蚀鲁国君臣，而鲁君及执政者季桓子终日观舞听乐，不问政事，孔子谏而不听时，他便毅然离开了父母之邦的鲁国，去他国寻找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孔子以其实际行动向人们表明君无礼，臣亦不必再忠。可见孟子的民贵君轻更符合孔子忠的主旨。

旧时代的士大夫们常将忠孝联用，亦将忠孝双全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这时的忠是针对君主、国家而言的，孝是针对父母说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忠孝往往不能双全，甚至发生尖锐的冲突。孔子时代就遇上了这种问题，但孔子认为孝先于忠，孝比忠更重要。有一次，叶公告诉孔子，他那里有一人非常正直和坦白，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告发了。孔子说：“我理解的坦白正直与你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这才是正直的。”这就把家庭利益看得高于社会利益，认为孝比忠更重要。孟子进一步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当有人问他，舜的父亲犯了罪，作为天子的舜应当怎么办时， 孟子回答他应放弃天子的位置，背着父亲到海边隐藏起来。实际上这就把孝

看得高于一切，认为忠是服务于孝的。孔孟这一思想并没有被后世普遍接受， 许多忠臣义士在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即忠孝发生冲突时，毅然选择了前者。像赵苞就是其中的一位。古时赵苞为太守，率兵与人战，对方将其母亲虏在军中，以作赵苞退兵的人质，而赵苞在其母亲大义的感召下，毅然不顾母亲的安危，率兵冲向敌阵，大破敌兵。这说明像赵苞这样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国家利益高于家庭，孝应当服从忠。这一思想应当成为现代人的生活的准则， 个人利益、家庭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只有这样，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信是重然诺，守信用。中国历代学者都很重视信。信作为五常之一，对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是忠信思想的有力提倡者。他认为仁义君子必须“主忠信”，“敬事而信”。在他看来，信作为君子的美德，君子在现实生活中只有“言而有信”，诚实无欺，才能取得他人的任用。信是人与人交往相处的基本准则，也是治国进身的基本准则。当权者只有守信用、即取信于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即统治者讲信用，老百姓也就敢讲真话。相反，统治者朝令夕改，政策多变， 今日是而明日非，弄得老百姓无所适从，这样的统治者人民也就不敢再相信了。人民不敢相信离失去民心也就不远了。不过，孔子并不主张无原则地讲信。他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就是说不分是非，不辨善恶，明明自己说错了还要坚持，明明是自己干错了，还要干到底，这不是君子，而是小人。这一思想为孟子充分发展了，他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适。”这就是说言行以合大义为准则，合乎大义之言则执行，不合乎则废止。然而由于对义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孔孟的这些权变之辞也为玩弄权术的政治骗子言而无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提供了口实，这是人们应当加以提防的。

信是孔子的四教之一，而汉儒董仲舒又把它列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董仲舒之所以这样讲并非全无根据。在孔子那里，信就是实现仁德的重要途径。子张曾问仁于孔子，孔子说，恭、宽、信、敏、惠五者是仁， 能行五者于天下，就可以称得上是仁人了。这说明信是仁之重要内容。他甚至认为信是体现人之本质的重要内容，人而无信就像车子失去方向盘无法行走一样，也无法立于社会上、天地间。有一次子贡问他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百姓对政府就信任了。”子贡进一步问： “如果迫不得已，在三者之中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去掉军备。”子贡又说：“如果再出于无法，在粮食和信用之间一定要去掉一项，又做何种选择呢？”孔子说：“去掉粮食。”接着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就是说信用比生命更具有优先性，比生命更可贵。当然孔子所讲的信是贯注着仁爱精神的信，是大义笼罩下的信，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相统一的信，而决不是刚愎自用。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今天，诚实无欺，遵守信义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商品大潮冲击，不少不法之徒，唯利是图，置信誉于不顾，制造贩卖劣质商品， 以坑害人民，败坏国家的声誉。因而加强忠的灌输和信的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