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猛相济

《礼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孔子与弟子们从泰山旁走过，见一位老太太哭得十分伤心，便派其学生子路前去询问。子路问道：“您哭得这样悲痛，好像有十分伤心的事情。” 老太太说：“是，从前我公公被老虎吃了，丈夫也被老虎吃了，现在我心爱的儿子又被老虎吃了。”孔子说：“为什么你们不离开这里呢？”老太太说： “因为这里没有苛政。”孔子告诉身边的学生说：“学生们记住，苛政比老虎还厉害呀！”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孔子坚决反对苛政。他要求统治者对老百姓应宽之，惠之，信之，恭之，敏之。他的学生子张曾问他如何才能算作仁，孔子说：“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的人就是仁人了。恭就不会遭受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众拥护， 城实就会为人信任，勤敏就会提高效率，慈惠就能使唤人。”

孔子的宽民、惠民思想还表现在他坚决反对与民争利上。他的学生冉求帮助“富于周公”的季氏“聚敛”财富，他极力反对，甚至不惜断绝师生情谊，要求学生们对冉求“鸣鼓而攻之。”当鲁哀公问其学生有若，年景歉收， 财政不足，如何增加财政收入时，有若告诉他，用十一之税，鲁哀公回答说现在已经用了十分之二的税收仍然不足。有若严正指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就是说老百姓丰衣足食，君难道还担忧不足吗？老百姓缺食少衣，君的富足又从何谈起呢？有若的这些话，反映了孔

子的藏富于民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

正是因为要藏富于民，故而孔子才坚决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要求统治者“博施济众”，并主张减轻百姓的徭役，做到“散事而信，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这二者合起来，就是他著名的“养民也惠”、“使民以义”的思想。

孔子虽然非常重视道德教化，但他认为道德教化应建在百姓富足的基础上。《论语》曾说：孔子到卫国去，其弟子冉有为随从。孔子看到众多的老百姓说：“人可真多啊！”冉有问：“既然人已经很多了，下一步该如何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足起来。”冉有再进一步追问：“既富了，又该如何？” 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在孔子看来，生活是第一位的，道德教化应以生活富足为前提。足见孔子的德治主义并非是抽象的道德主义，更不是虚幻的道德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现实的道德主义。

在孔子的思想中，尤为可贵的是他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子贡向他请教治国方针，他回答说：“有充足的粮食，有强大的军队，老百姓就信任你了。”于贡问：“万不得已，必须在三者之中去掉一项，那应首先去掉什么？”孔子说：“军队。”子贡又问：“万不得已，必须在剩下的两项中再去掉一项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说明孔子充分认识到，一切富民、惠民、宽民，博施济众措施最终是要取信于民，不能取信于民，一切都是徒劳的，只有取信于民，国家才有立足之处。

孔子的这一思想为战国时代的儒者孟轲发展为系统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权者应“忧民之忧”，“乐民之乐”，“省刑罚，薄赋敛”，使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丰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把这一思想称之为“保民而王”。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其中不乏民主思想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