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辩义利

有信与食二者不可俱得之间，孔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在义利孰重谁轻之间，孔子明确指出：“以义为尚”，即义高于一切，高于利。故而他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孔子排斥利，而只是说利应以义为前提。

义是与私利相对应的范畴。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里的义就是仁义。行义还是行利是孔子评判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他认为一个真诚的君子应以义为原则，依照礼的要求去实行它，用谦虚语言表述它，以诚实的态度完成它，这才是仁义君子，而那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之人，则不足以称君子。他认为一个正人君子，为行义应不顾个人利害、得失，甚至不惜牺牲个人之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表明仁义高于一切， 道德优先于生命。这一思想进一步为孟子所发展，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 是人有别于禽兽最根本的东西，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一个人一旦陷入不仁不义，就是人形之禽兽。孟子像孔子一样，主张在生死考验面前，毅然杀身成仁，舍生存义。他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刚健精神。在这一精神的激励下，苏武、颜杲卿、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等仁义志士，以其宝贵生命实践了儒家人生理想， 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民族的正气歌。

当然，孔子、孟子等人并非彻底排除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他只是告诉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就是说在利与得面前，取与不取，要与不要，要以义为准则，符合义的标准，就取，不符合义的标准，就不取。孟子说：“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又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予人，一介不以取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义而富且贵，又当如何呢？孔子虽然没说，我想他并不会排斥。后人常以“寻孔颜乐处”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还常常将孔颜之乐与箪食瓢饮的贫困生活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孔颜之乐不在贫与富，贱与贵，而在于仁与不仁，义与不义。

孔子的义利观至今仍具有合理之处，其一，他承认人人皆有物质欲望。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其次，他主张富而后教，并把足食、足兵作为施政纲领，明确表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所以他并不排斥利。但他排斥统治者与民争利，他认为当权者（君子）应关心义，只有被统治者

（小人）才关心利，所以他坚持反对当权者寡廉鲜耻，横征暴敛，与民争利。当他的学生冉求帮助比周公还富的季氏搜刮财富时，孔子十分气愤，告诉他的弟子们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了，“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其三，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体制的转型期，个别利欲熏心人利用新体制尚不健全的缺点，乘机钻国家空子，以手中权利作交易，贪污受贿，中饱私囊，还有的人置义于不顾，制造、销售伪劣商品，坑害国家，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就是见利忘义，见得忘义。因而， 向这些人猛呼一声“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不无益处。

孔子以后，有些思想家明确将义利对立起来，并且以义排斥了利。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曾要求人们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就以义，以道贬抑了功利。而个别宋代儒者比董仲舒更甚，提出了“存天理，

灭人欲”的思想，甚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就把纲常名教抬到了吓人的高度，从而导致了道德的异化，即道德由普通民众向统治者抗争的工具，变成了束缚平民百姓的枷锁。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义又常常被理解为信义，义气。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义是真理的代表，是正气的化身，一部《三国演义》就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写起。一部《水浒传》，从头到尾贯彻了个“义”。鲁智深为了义，痛打镇关西；武松为义，刀劈西门庆⋯⋯这些幻想之中的英雄，个个顶天立地，成为孔孟“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贯彻者和实践者。然而，这些汉子的义缺乏仁的润泽，也没有经过理论的陶冶，他们所具有的只是一个赤裸裸的“义”字。但缺乏仁所润泽的义气一旦为邪恶势力利用，反而会给社会带来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