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历史沿革

孔子创立儒学后，儒学历经先秦、汉唐、宋明清之发展。直至近代，儒学的正统地位始遭到怀疑和批判，官僚化、组织化的儒学衰落了，一股新的儒学思潮也悄然崛起。

儒学在先秦的发展已如上述，这里不再重复。下面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秦以后的儒学状况。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用法家之术，灭亡了最后一个东方大国——齐国， 统一中国。秦统一中国后，坚持“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对儒家文化横加摧残。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就是其毁灭文化，血腥屠宰知识分子的铁证。在这事件中，数百名儒生被活埋，成千上万册典籍被焚烧，儒家文化遭到空前的浩劫。这里暂且不论秦始皇的功过是非，其焚书坑儒之举则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十分荒唐的是，这一事件的首倡者是李斯， 而李斯竟是儒家大师荀况废居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境内）时的学生，历史向儒学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但秦始皇血腥屠杀知识分子，并未消灭儒家文化， 反而受到了历史无情的惩罚。秦王朝历 12 年，不足二世而亡。

汉兴，高祖刘邦为起自民间之草莽英雄，以马上得天下，自以为亦可以马上治天下。故而鄙夷儒学，羞辱儒生之事亦时有发生。在思想领域，官方提倡黄老之术。

到汉武帝时，儒学终于峰回路转。这时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儒学大师，名叫董仲舒的人，他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为之采纳。儒学由民间的学术流派，一举占据了官方的学术的地位，并使这一地位保持了长达 2000 年之久。

汉代儒学已由先秦时代的思想体系的创造转而为对原典的注释，由于解释者的理解不同，从而出现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古文经学”

注重名物训诂；“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董仲舒就是一位“今文经学” 者。他利用阴阳五行学说，为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作论证。他改造了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系统提出了三纲五常理论，并以“天人感应”、“人副天数”为依据，来说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的一切活动，皇帝的一切活动，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在天的注视下，天会根据人的行为善恶给予警告、奖赏和惩罚。这样儒家学说就罩上了十分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儒家为统治者所钟情，并不能代表他们在思想领域能独领风骚。魏晋时期，玄学兴起，新道家出现，在思想的深度上远胜儒家的老调，接着印度佛学的中国迅速传播，儒学由汉时的高潮跌入了低谷。隋唐时代，思想文化界佛学竟占去了大半天下，儒家不显精彩。再到宋代，儒学再度复兴了。

宋明占统治地位的是理学，理学又称新儒学。它是先秦原始儒学的复兴。玄学兴起，佛学传入，给中国思想注入了生机。经七八百年之发展，佛学终于为儒学消化，吸收了。理学是以儒学为主体，消化、吸收佛学的结果。这一步吸收确立了儒学长达七八百年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当代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曾指出，理学的复兴实际上是道德意识的复苏，是对唐末以来民族无耻的反动。唐末以来，战乱四起，烽火遍地，朝代朝夕更替，这时从文人士大夫到达官贵人，忠贞廉洁之士已凤毛麟角了。所以重新肯定道德的本质意义，确立道德主体的地位，唤醒人们的道德意识， 成为时代的课题，成为当务之急。

周敦颐、程颐、程颖、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著名代表。

宋明儒学由北宋奠基，由南宋分为理学与心学，至明末清初进行系统的反省。

理学家们首先以孔孟道德的继承者自居。在他们看来，自孟子死后，孔子之学不得而传，以至于千百年间没有一位真正的儒者。而没有真正的儒者， 致使人欲横行，天理泯灭。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圣人之学复行于世，将圣人之道倡明于天下。

其次，理学家们强调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秩序就是宇宙秩序，而宇宙客观规律与人间主观法则是一。他们把孔孟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范畴提高到宇宙本体论的角度加以阐释，从而深化了儒家学说。

再次，他们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号召人们努力从事道德修养。在他们看来，人只有一心，天理存人欲就会不存在，而人欲胜天理也就不存在。因而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即成为道德上的完人。如“饿死事极小，失节事大”是他们“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的典型代表。

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则是理学内部心学的代表人物。他与朱熹强调的客观的理不同，他强调本心，认为吾心是宇宙的本源，是万物的本体，宇宙万象皆是吾心的体现。朱熹强调“道学问”，陆九渊强调“尊德性”，朱熹强调泛观博览，而陆九渊强调“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者”。朱熹与陆九渊本质相同，而表现形态互异。

至明末清初，思想家们对几百年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开始了批判总结、自我反省的工作。王夫之站在哲学的立场，从自然观、知行观、变易观、人性论等角度对宋明理学展开了系统的批判总结，提出了“天下惟器”的思想。这一思想是说具体形态的事物是世界唯一的真实存在，那种超时空的绝对的

理是不存在的，并指出：“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也就是说离开了人欲就没有天理，天理就是人的欲望的公正实现。他还提出了人性日生日成的思想。

与王夫之同时的黄宗羲，继承和发挥了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提出了“民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并明确指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顾炎武对亡国、亡天下作了区分，认为亡国是指朝代之更替，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亡天下则是本民族的文化灭亡了，为他民族占领了，因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稍后于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家颜元，明确地将程朱理学、周孔之教对立起来，认为“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息，周孔之道不著。”这就是说程朱理学并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反而是对孔子之道的背叛。因而他主张以“实学”去取代程朱陆王之理。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经过了先秦的原始发展阶段，汉代的经学阶段，宋明的理学阶段，至明末清初，始受到批判和怀疑。这种批判和怀疑的呼声尽管十分惊人和胆大，但其影响是十分微弱的。它丝毫没有动摇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也未能动摇孔子的历史地位。随着满清贵族入主中原，理学地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革，朝代的更迭，兴盛衰败，大江东去，淘尽多少英雄，然而唯有孔子在这种千变万化的风云之中，保持了民族导师的地位。其学说和精神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这与孔子生前的遭遇形成了多大的反差啊！不过，这种殊荣，对孔子而言，也是喜忧交杂。

应当指出，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不少正直的学者，抱着“为经圣继绝”的苦心，继承了孔子的真精神，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使儒学浩浩荡荡由战乱纷飞的春秋战国，走向现代乃至未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根据自身的需要，任意涂抹孔子的形象，歪曲孔子的学说， 打着孔子的旗帜，去扼杀孔子的精神，以至于使孔子面目全非。还有一些统治者口是心非，口头上以儒学治国，实际上是以孔子作欺骗民众的工具。如西晋之司马氏政权，打出了以孝治国的招牌，而在其实际行为中，荒淫无耻， 不忠不孝，干尽了背离礼法的勾当。近两千年来，儒学独行于中国，是孔子之大事，唯其如此，孔子之名号，人人可以假之，以行其私，又是孔子之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