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世界

孔子是公认的世界伟人。他的思想和影响早已超过了国界的限制，走向了世界。早在汉唐时期，孔子的思想就远播朝鲜、日本、东南亚诸国。18 世纪以来，他的思想又颇受欧洲启蒙思想的青睐。时至今日，孔子思想依然为世界各国文化的研究者所注目，也为一些地方的政治家所重视。

朝鲜与中国陆上接壤，其南端又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可能是最早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公元前 3 世纪，汉字连同孔子的部分思想就传入了朝

鲜。公元 1 世纪至 7 世纪是朝鲜三国鼎立的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

都与中国保持着联系。公元前 372 年，高句丽依照中国的制度建立了太学，以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子弟，并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百济也是接受儒家思想比较早的国家，并一度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新罗与中国关系亦十分密切，它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派遣留学人员来唐学习，并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官吏的考试题目。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亦开始供奉于太学。

1392 年，朝鲜出现了统一的李氏王朝。李氏王朝全面推行儒家教育，使儒家成为唯一正统的官方思想，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编写儒学教程，使儒家思想在朝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至于影响了朝鲜民众的风俗习惯，思想风貌和心理状态。当然在李氏王朝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是以朱熹思想为主体的朱子学。

儒学给朝鲜的影响是深刻和巨大的，至到今日，儒学在朝鲜仍有一定的市场，在韩国的国旗上依然可见儒学的痕迹。

儒学也给日本社会以深刻的影响，公元 284 年，百济人阿直歧到达日本，次年王仁也来到了日本，他们从百济带去了《论语》。据说这是儒学传入日本最早的确证。王仁在宫廷中讲学，向贵族子弟传授儒学知识。公元 7 世纪，

日本圣德太子依儒家政治思想为基础，制定了十七条宪法。公元 645 年，日本大化革新后，孔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大宝令明文规定：大学和国学必须在每年春秋两季的仲日举行祭祀孔子的活动，不久这一祭礼成为社会活动，王公贵族也出席祭孔，使祭孔礼仪更加隆重。这时候，儒家经典《周易》、

《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左传》、《论语》、

《孝经》等成为大学之教科书。孔子在国外的这种隆遇完全可以同当时的中国所受到的重视相比。

到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执政，大力提倡儒学，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严禁“异端”的存在，使儒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儒学开始分化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折衷学派相继出现，把儒学推向了鼎盛时期。朱子学又称宋学或性理之学，13 世纪传入日本，并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像藤原惺窝、林罗山、元禄等都是研究朱子学的著名代表。林罗山是日本朱子学的奠基人，他曾任

幕府顾问，讲解儒家经典，负责制订礼仪、法令，为朱子学成为官方学说做出重要贡献。他认为日本的固有神道思想与朱子学是相吻合的，因而他坚持神儒合一说。这一学说实质上是想使中国的朱子学日本化。

阳明学派即王阳明学派。王阳明是中国明代的哲学家，他早年研究朱子学，后来走上了背叛朱子的学术道路，以倡导“知行合一”和“致良知”而闻名天下。在日本，中江藤村是阳明学的有力倡导者。他早年是一位朱子学者，直到 37 岁始阅读阳明之书，始转向阳明学。但阳明学始终未得到官方的认可。

除朱子学和阳明学之外，在日本还有古学派和折衷学派。古学派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过分重视了主观修养，忽略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因而这个学派坚决反对朱子学和阳明学，尤其反对朱子学神道化，以直追孔孟，恢复孔孟之本来面目为己任。山鹿素行、伊藤仁斋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折衷学派是要在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派之间，选择其优点，折衷其学说。然而折衷学派融汇有余而创造不足。

1868 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东亚率先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西方近代思想在日本大行其道，儒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局面不复存在。然而这并不表明日本的儒学彻底绝迹。它已作为日本文化的构成部分，与日本文化融合汇流了。孔子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依然占有很高的地位，儒家学说依然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

孔子思想对欧洲的影响，朱谦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说明，这里仅作简要的介绍。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欧洲后，曾对欧洲的近代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华，游历了中国许多地方，并在中国政府任职，后来他回到了欧洲，写了《马可波罗游记》。此书一出，曾一度引起了西方人向东方寻宝的黄金梦。但中国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子学说传入西方，并引起欧洲的兴趣，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华布道，接触到了中国的思想文化，1686 年，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与柏应理合著的《中国之哲人孔子》在巴黎出版，这是西方最早介绍孔子及其学说的开始，此书并用拉丁文译了《大学》、《中庸》、《论语》。雷孝恩译《易经》，白晋亦有《易经大意稿本》。《尚书》、

《礼记》已陆续传入西方。

当儒家学说传入西方的时候，西方正处在黑暗的中世纪。耶稣教士们基本上是将孔子当作“异端”来看待，但他们之中也不乏明智之士，对孔子及其学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视孔子为世界最古之圣贤，认为在孔子的哲学里，理性是遍布一切时间和地点的，认为孔子是理性训练成的纯粹哲学家，是能领会神旨改造新大陆的一员。这表明即使是耶稣教士中的明智之士也是以基督教的标准来看待孔子及其学说的。

耶稣会中的人士，翻译儒家的经典，目的在于劝告读者不要诵读他。但他们的这种介绍，使欧州人了解到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了解到了中国的情况。在 17 至 18 世纪欧洲自由人士的心目中，中国的政治是成为欧洲人的理想追求，中华民族成了美德的化身。孔子成了思想界追求的目标之一，孔子的思想成了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成为反对宗教、伸张理性的护身牌，法国、德国、英国的哲学家都曾受到过孔子思想的影响。

孔子思想的传入欧洲，对欧洲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沃尔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法国重农派思想家魁奈等都对孔子及其学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许多学者曾指出，莱布尼茨是承认中国文化会对西方发展做出贡献的第一位西方学者。他盛赞中国的政治与道德，同时又指出中国在科技工艺方面不如欧洲，他希望把中国的实践哲学输入欧洲，又把欧洲的思辨哲学输入中国。而且他还用数学中的二进位制来解释八卦及六十四卦之排列顺序。他说： “人们都知道伏羲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有名的哲学家，和中华帝国、东洋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相传中国最古老的易图——八卦为伏羲所画。其实莱布尼茨所盛赞的易图并非是伏羲的东西，而是后人的作品。

伏尔泰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他对孔子及其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他的心目中导源于孔子学说的中国哲学、道德、政治、科学都尽善尽美，完全可以成为欧洲的楷模。他常常引中国为榜样，批判欧洲，又引儒教为榜样批判基督教。他认为孔子所创立的儒教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亦不是迷信，它是一种理性的宗教，最好的宗教。伏尔泰盛赞中国物质文化，认为如果欧州的君主了解到中国有那么多的发明创造，应该赞美，应该惭愧，应该模仿。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组织，他甚至说“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他对孔子本人更是敬佩之至，他认为孔子是位至圣至贤的哲学家，他不媚帝王、不好淫色，是天下唯一的师表。孔子的思想只是“极纯粹的道德，既不谈奇迹，也不涉及虚玄”。伏尔泰对孔子的崇拜不亚于中国的儒者，他曾在自己的礼拜堂内设有孔子的画像，对孔子朝夕礼拜。当然，伏尔泰首先将中国的一切理想化，以衬托欧洲中世纪的丑恶。他对中国的赞美并不全面，不过伏尔泰毕竟是欧洲孔学的知音。

法国重农派经济学的创始人魁奈是一位孔子及其学说的崇拜者。他认为古代中国远胜希腊，希腊的哲学亦不如中国，他甚至认为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他对中国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的称颂不亚于伏尔泰。他的学生也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他的学生甚至认为魁奈所发明的《经济表》完全是从孔子那里继承来的。而《经济表》被马克思称为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名著。足见他们对孔子及其学说之重视和推崇。

尽管有不少学者对孔子及其学说赞叹不已，推崇备至，然而孔子在西方并没有在东方那样走运。在东方，儒学曾一度成为朝鲜、日本等国的官方思想；在西方，孔子思想始终未能达到这一点。而且，西方人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理解总是隔膜的，生硬的，没有东方人理解的精透和深刻。总之，孔子在西方的影响远不如在东方那样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