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近代命运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以至圣先师的身份，以文宣王的政治地位，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知识分子的供奉，民众的归依。孔子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就是圣人的代名词，是完美道德的体现者，他的思想和学说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和价值尺度。但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后，孔子及其学说的这一历史地位开始动摇了。

先是戊戌变法运动的思想领袖康有为以孔子学说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借助今文经学的形式，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博爱的观念，对传统儒学进行改造，试图充当孔教之路德（路德：西方近代基督教改革家）。在他的心目中，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教主。就是说孔子在当时是托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名义，以改周制，用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还是

“与时更化”的圣王。“与时更化”、“因时推移”是孔子的本质。他甚至认为孔子早就主张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最后他还以他的幻想去改造孔子的大同理想。康有为依照西方文化的标准去改造孔子及其学说，力图将孔子及其学说近代化，使孔子为现实服务。这样他就将自己的思想贴上孔子的标签， 加以鼓吹，以减轻非圣无法的社会压力和政治压力。不过，康有为晚年成了正统儒学的维护者，使其改造儒学的计划全盘落空，儒家也未能因他的改造而避免近代的悲剧命运。

与康有为同时的谭嗣同则借助于孔子之名，对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其批判的锋芒直指官方的思想基础——三纲五常。在他看来，三纲五常泛滥下之中国，简直是一人间地狱。他明确指出：“君臣一伦， 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而重男轻女是“至暴乱无理之法”。三纲五常之中只朋友一伦尚有合理之处，尚符合平等的原则。他公开宣称：“两千年之学， 荀学也，皆乡愿也；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唯乡愿供媚大盗，唯大盗利用乡愿。”他借批判荀子之名，其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程朱理学。

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孔子还保持了名义上的教主地位的话，那么至辛亥革命时期，孔子已降身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了。辛亥革命的著名理论家和宣传家章太炎明确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我们今日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断不可用。因为孔子最大污点是使人不脱离富贵利禄之心，是使人只知为自己打算，而革命者加杂一点富贵利禄之心，都会祸及革命的大业。不过，后来的章太炎也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成为国粹派的著名代表。

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长达 2000 年之久的封建专制政权，但并没有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曾几何时，封建复辟的浊浪泛滥成灾，先是袁世凯撕去民主的伪装，公开做了皇帝，后是张勋扶持逊位的宣统皇帝重新上台。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伴随着每一次封建复辟闹剧的上演，尊孔读经也喧嚣一时，这二者的相伴而行，迫使激进的知识群体用现代的眼光去揭示二者的联系，也就由此而发生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响亮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公开揭示儒家伦理的缺陷，使孔子及其儒家学说遭到从未有过的全面抨击。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吴虞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反孔、反儒学的有力倡导者。

他们认为孔子之道不适应现代生活，是现代社会进步的阻力。在他们看来，社会是不断进化的，道德伦理亦在不断进化之中，孔孟之道，忠孝节义在古代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他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因而他们大声疾呼： “要以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相容的孔教决裂。他们还揭示了孔子之道与专制的联系，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儒家思想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原因。因而，为使袁世凯之流不再故伎重演，只有彻底摧毁儒教。总之，儒学与民主共和是不相容的对立物。

在他们看来，孔孟之道是人民愚昧的总根源，是国家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是国家一治一乱不得发展的总根源。正是“家国涂炭如此，孔教之力大矣”。鲁迅甚至认为仁义道德的背后隐藏着吃人的秘密。

他们虽猛烈地批判孔孟之道，但他们并不否认孔子作为一代伟人的地位。他们认为对那些想以孔子之学，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击之。在他们看来，批判孔子是现实的需要，是大势逼迫所不得不然的方式。一句话，他们就是要借助批判孔子，以彻底摧毁

旧道德、旧伦理、旧文化，以实现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家庭革命，树立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实现中国社会向现代的迈进。

孔子的近代命运是相当悲凉的，也是相当不公允的，甚至可以说孔子是代人受过。众所周知，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真正起作用的是韩非、董仲舒、朱熹等人的思想。这一点，就连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的心里也十分清楚。这就更增加了孔子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