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小康

小康是时下使用频率相当高的词汇，诸若小康水平、奔小康、达小康等等，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中时常出现。而我国能不能在 2000 年以前实现政府所设想的小康规划，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重大的历史性课题。今天我们所言的小康，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发展阶段，是指在 1980 年的基础上，国民总产值、国民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完成翻两番的目标，达到西方中等国家的发展水平。

小康这一妇孺皆知的政治术语，却是一古老的词汇。它源于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它的出现与孔子有难解之因缘。《礼运篇》说，孔子参加完鲁国的祭祀，走出大厅，来到楼台上，感叹不已。当时他的学生言偃在他身旁，就问老师为何感叹。孔子告诉他，远古时代，大道盛行，他没有赶上，十分遗憾，然而他却是十分向往，故而感叹。于是他就向言偃讲述了大同小康的社会情景。他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妇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段优美的文字给历代中国人展现了尧舜时代美好的社会图景，它成为先进中国人的理想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大道盛行，天下为公。贤能者在上，人们诚实修德，和睦相处，在这里，人们没有亲疏的区别，没有私有观念，老年人能得到良好的事奉，壮年人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小孩亦有所长养，孤寡之人及残废者的生活皆有保障。男人们都忠其职守，女人们皆有其归所。厌恶把东西丢在地上，但不是要藏为己有，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能全部

发挥出来，但不是为了自己。图谋不轨和偷盗作乱之事亦从未发生过。所以夜里人们也不用关门，这就是大同。在大同社会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欺诈，没有私有财产，这是一公正的社会，一真、善、美充分实现了的社会。大同是小康的对应语，是孔子对远古社会的美化，是其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

孔子十分婉惜和感叹，因为他没有生活在大同时代里，更使他深为感慨的是，他连文、武、周公时代的小康也未赶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他心目中的小康。他说：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其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在小康社会里，大道隐而不彰，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私有观念也出现了，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财产据为己有，劳动是为自己。为适应这种“家天下”的要求，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规范。政权由尧舜时代的禅让，演变为世袭。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建立了城郭，开掘了沟池，设立了礼仪，以使君臣定位，父子笃亲，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并划分了田界，以赏勇敢和聪明的人。人们建功立业也是为了自己。这时候，图谋不轨的现象出现了，战争也发生了。这就是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公时代的景象。这六位君子当权，他们都谙于礼乐，讲求“信”、“义”、“仁”、“让”，这还不失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一和谐的社会就是小康。

大同是无争斗的社会，小康则是有争斗的社会；大同是平等社会，小康则是不平等的社会；大同是赏贤与能的社会，小康则是“大人世及”即世袭社会；大同是公天下，小康是私天下、家天下；大同社会没有阴谋，没有战争，没有沟池，小康社会则出现了阴谋，发生了战争，设立了沟池。因而大同社会是最完美、最公正的社会。小康社会虽没有大同社会那样完美，但它著义考信，崇仁讲让，人们尚有正常的生活，仍不失为一和谐之社会。

大同社会是孔子对远古时代的追述和美化，而小康则是其对夏、商、周三代社会图景的描述。在他的心目中，大同社会是尽善尽美的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小康社会已远不如大同社会那样真纯和完美了。而三代以降，礼坏乐崩，天下大乱，诸侯之间争城夺地，相互攻杀，与小康社会亦无法比拟。人类社会由大同到小康再至春秋时代，是大道由行而至隐，由隐而至无的时代，是人类步步下降、沉沦之时代。孔子一生奋斗之目标，就是要扭转这一下降为提升，重建西周时代的小康社会。

《礼运篇》对大同、小康社会的设计是借孔子的口说出的，但它是否为孔子所作，是否反映了孔子的真实思想，历代学者争论不已。不过多数学者认为，《礼记·礼运篇》显然是孔子以后的作品，但它依然能体现孔子的思想，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趋向。我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论语》是孔子一生言行的真实记录，对此历代学者并无异辞。在《论语》中孔子竭力赞美“尧舜之世”，十分向往西周的社会生活，并把重建西周的人文秩序作为自己的近期的奋斗目标。

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战！吾从周。”意思是说西周的礼仪制

度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然后制定的，多么丰富多彩啊！我主张周朝的。他认为由夏至商，由商至周，礼乐文化是不断完善、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他说商礼是继夏而来的，对夏礼有因袭，有抛弃，周礼是继商礼而来的，对商礼有因袭，有抛弃，礼乐文化发展到西周已臻成熟，周代文化是集中国文化之大成。但东周以后，周礼遭到破坏，斯文扫地，因而恢复周礼就是使中国文化拨乱反正，故而他以周礼的继承者自居。

有一次，孔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途经一个叫匡的地方，当地群众误以为他曾暴虐过他们的鲁国季孙氏家臣阳虎，把他拘禁起来，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形下，他说：“自周文王死后，一切的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里吗？天若是要消灭这些文化遗产．那为什么又让我掌握了这种文化；天既然不想灭亡这种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这充分展现了这位伟大文化传人对自己事业的自信。

孔子在理论上盛赞周礼，在实践上也为“行仁”和“复礼”、为重建西周的人文秩序奋斗了一生。在鲁国他仅当了几个月的大司寇（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长），就发动了旨在弱私门、强公室的“堕三都”运动。不过孔子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但他并不失望，毅然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带着学生去寻找实现愿望的明君。虽然他到处碰壁，但他依然知其无可奈何而为之。无沦孔子的活动是否合乎历史的发展潮流，他那种为自己的理想百折不挠、顽强奋斗的精神都是令人起敬的，是值得人们学习的。

重建西周的人文秩序只是孔子的近期目标，而由西周重现“尧舜之世” 则是他的最高理想。他说：“齐国一变革就达到了鲁国的状态，而鲁国一变革就达到了太平盛世了。”齐国是东方大国，东临大海，有渔盐之利，且工商业发达。自管仲为相，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以来，齐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孔子心目中的传统国家已有很大差别。而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周公虽未亲临就封，然其子伯禽却从周天子那里带来了大量诗书典册。故当时人有“周礼尽在鲁也”的感叹。可见鲁国是保持周礼最好的国家。孔子的“齐一变至于鲁”就是春秋之世达到小康，而“鲁一变至于道”就是由小康进入“尧舜之世了”。

孔子对“尧舜之世”称颂不已。他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意思是说：舜和禹真崇高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一点也不为自己。他称赞尧说：“尧真是了不起，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大最高最大，只有尧能学习天。他的恩惠是无比的广博，老百姓简直不知如何称赞他。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太完美了。他还盛赞大禹的自苦利民的品格，说他自己吃的很坏，但却把祭品办得极丰盛；自己穿的很坏，却把祭服做得极华美；自己的房舍很坏，却把自己的才能完全放在水利事业上。尧、舜、禹是孔子心目中的三位圣王，这些人不仅是道德的化身，还是杰出的政治家。据传说，尧是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号陶唐氏，史称唐尧。据说他曾制定历法，并命羲氏、和氏以历法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以确定民间播种的季节。也曾任命大禹的父亲鲧（gǔn）治理洪水。他首开君位禅让制的先河，并对舜进行了三年的考核，最后将君位传给了舜。

舜，史称虞舜，名重华。其父叫瞽叟。据传说小时不为父母所喜，成人后，其父母连同弟弟曾几次想杀死他，但都没有得成。由于他信守孝道，对狠心的父母忠心不改，20 岁便以孝闻于四方了。四方部族选举他为尧的继承人。

禹，史称大禹或夏禹。虞舜时洪水滔滔，泛滥九州，其父鲧治水无功，被杀于羽山。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外奔走达 13 年之久，三过其门而不入，脚上的毛都磨没了，终于以疏导之法，开沟修渠，治服了洪水。由此他被舜选为君位的继承人。然而其子启为争夺王位杀死了伯益，继承了王位。这样由尧、舜、禹以来的禅让制就变成了世袭，由公天下变成大人世及的私天下。

用现代的眼光看，尧、舜、禹的时代只是原始氏族公社制的社会，那时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们过着平均劳动共同分配的生活。孔子赞美这样的社会是囚为孔子充满了对人间公正、平等的向往。当然孔子所描述的大同图景与真正的氏族公社有所区别，孔子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大同社会予以追忆的。

子路曾向孔子说：愿听听老师的志向。孔子告诉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意思是说我的志向是使老年人生活安逸，朋友们信任我，青年人怀念我。孔子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真诚、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追求一种人格平等、安定的社会生活。他曾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 75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是说一个国家和家庭，不担心财产少而担心财产分配和占有不均匀，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孔子认为财产均等了，就无所谓贫穷，人际关系和谐就无所谓财产少，社会安定就无所谓倾覆。可见，财产均等，人际和谐，社会安定是孔子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一理想的实质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是现代社会中不利调动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有不可克服的负作用。但在严刑峻法、等级森严、财产为极少数人占有的春秋时期，无疑是一种来自下层社会的正义呐喊，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现实极度不平等的强烈控诉，代表了下层民众的希望和要求。

综上可见，孔子思想与《礼运篇》的大同小康思想有着高度的一致，大同小康的确代表了孔子救治社会的愿望和理想。尽管人们可以说大同小康是孔子以后的提法，但其思想实质在孔子那里就已潜存了。因而将《礼记·礼运篇》作为研究孔子政治思想的资料是有道理的。

当然，大伺、小康这一范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几经沉浮，几经变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用炮舰将国门打开，先进的中国就踏上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输入，小康、大同的意蕴又有了新的含义。康有为可以说是改造孔子大同、小康思想最为得力者。早在维新运动时朗，他就对大同、小康重新作了规定。后来他又写了《大同书》，对未来的大同社会作了系统的构想。在他看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未到真正实现过太平盛世，而由封建社会向君主立宪制，由君主立宪向民主共和的过渡就是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复由升平世进入太平世。君主立宪代表了小康，而民主共和则代表了大同。在大同社会里，国家不存在了，私有财产不存在了，人种差别也不存在了。夫妻之间也没有必要再登记结婚，组合家庭，只要订立一个长则一年，短则数月的婚约就够了。妇女一怀孕就入胎教院。小孩一出生就入了保育院，以后便是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大学院毕业就可以参加工作。人人都不知其父，也不知其母。那时的社会采用大机器生产，人们吃美食，穿美衣，居美室，游美国，生活在极为幸福、极为温馨的社会之中。故而谁也不愿死，但愿长寿。为了长寿，大家都专练精气，以便成为“天游化人”。

孙中山先生亦向往大同社会，追求“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但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且不说不同于孔子，就是与共同时代的康有为的设想也有很

大的差别。他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大同主义，又叫共产主义。他认为大同主义在政治上是一真正自由、平等、博爱之域，“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在经济上，实行真正的均产主义，即贫富均等，不允许富者压迫贫者。这时候，国家为人民共有，政治为人民共管，利益为人民共享。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大同小康，又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上面谈到时下的报纸、电视、广播经常使用的奔小康、达小康、提前入小康之小康，按照一般的解释是指人民在解决温饱以后，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它是社会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而大同则是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

近代以来，思想家、政治家们争言大同、小康，然而他们都只是借助了孔子之名言，就思想实质而言，已与孔子心目中的大同小康大相径庭。如果说尚有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近代思想家们同孔子一样，都把小康和大同视为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视小康为近期的奋斗目标，而大同则视为奋斗理想，然而这种相同依然是形式的。如果问近代思想家们同孔子相比最大差别是什么，很显然，孔子的小康大同的实现是由今而古，而近代思想家们的小康大同则是由今而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