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无不可

孔子认为，一切事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应根据不同情况去处理不

同的问题，解决不同的矛盾。事物变化了，矛盾转移了，人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应变化，这就叫“时中”或权变。孔子说：中庸在君子那里， 又体现为时中。时中就是要时时处处坚持中道，不违背中道。这就要求君子审时度势，灵活多方。所以孔子坚持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即不要悬空揣度，不要绝对肯定，不要固执不化，不要自以为是，一句话要有灵活性。

孔子指出，在历史上既有那种为了不辱名声而宁肯饿死亦不动摇自己意志的人，也有为了语言合乎法度、行为规矩而不惜屈辱自己的身份，降低自己意志的人，还有为了证明行为廉洁而放狂直言，遁世逸居的人。他认为这些人都不合时宜，亦不懂时变与权变。只有他本人，才克服上述几种人的缺陷，才能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才能贯彻“时中”的原则，即“无可无不可”。

春秋时代，卫国大夫史鱼，临死嘱咐儿子，不要为他“治丧正室”，以劝告卫灵公启用贤人蘧伯玉，斥退小人弥子瑕。孔子只是称其“直”而已。然而对于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昏暗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的蘧伯玉则盛赞其为君子。可见孔子所向往的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似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人生态度。他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总之，得志则兼善天下，不得志，则独善其身。审时度势，“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孔子不仅在政治仕途中追求时中，而且在礼俗上也追求时中。他说，礼帽用麻料来织，这是传统的礼俗，今天大家都用丝料来织，这样更省俭些， 我顺从大家的做法。不过孔子的时中是有原则的时中，孔子的权变是坚持常道的权变。季孙氏是个大夫，然而他却演奏天子的八佾舞，孔子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春秋时代，臣子见君上都免除了堂下磕头的礼节，只升堂磕头，孔子认为这是臣子们倨傲的表现，他宁可违反大家的习惯，也要坚持堂下磕头。可以说，孔子是一“无可无不可”的人，也是一非常注重原则的人。一涉及周礼、古制，他是寸步不让，十分固执。如对于“三年之丧”，许多人在他面前表示异议，甚至连他的学生也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长，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建议他是否可以改一改。他断然否定，并且严肃地批评这位学生不仁。当然，他这种顽固态度与其“毋固、毋我”的提法并不相容， 他所坚持的所谓原则，也未必完全正确。不过，这里反映出他对“常”与“变” 关系的看法，变中有常、常中有变，在某种程度上，他认识到了常、变的对立与统一。

在教学过程中，孔子也灵活地运用了时中原则，这主要反映在他的因材施教的思想中。他能针对不同学生的天赋、性格、才智的差异，施予不同的教学方法。如性格鲁莽、直率的子路问他：“听到了就干起来，行吗？”孔子回答说：“有父兄还活着，怎能听到了就干起来呢？”后来，性格温和、遇事退缩的冉有也问他这一问题，孔子回答说：“听到了就应该立即干起来。”一个问题，两种回答，似乎是矛盾，然而知道了提问者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 这种矛盾也就消解了。前一种回答，孔子旨在压一压子路的盲撞，后一种回答，孔子意在壮一壮冉有的胆量。这就是“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孔子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人的才智有高低，悟性有迟速，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予以施教。这是孔子在教学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如不同的学生问仁，他就对仁作出不同的规定，

以便让弟子们去领悟。学生问及其他问题，亦复如是。正因如此。他才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和信赖。颜回曾高度评价他的教学方法，说他是“循循然善诱”。可以说因材施教是孔子对中庸思想的成功运用，是时中、权变思想在教学领域的具体体现。

“中庸”是孔子认识和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他对许多问题的处理都贯穿了这一原则，在对待天的问题上，他既继承了殷周以来知天、畏天的传统， 又承认了自然之天的存在，在对于仁，他一方面肯定了仁的客观性，同时又承认了它的主观性；对于礼，他一方面认为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要恢复秩序和安定，人人都需做到依礼行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礼可因可损。由此可知，只有理解了中庸，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孔子及孔子的思想。

众所周知，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对现实的反思。在孔子看来，春秋时代， 天下无道，礼坏乐崩，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篡小家，屡见不鲜，社会陷入了极端混乱和无序状态。礼乐征伐不仅不自周天子出，乃至不自诸侯出，大夫出，陪臣执国命。孔子认为只有以中道为原则，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恢复社会的秩序。

当然，究其实质，中庸是人的一种品德，是人生实践的常道，是人自我修养的原则。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高尚的品德，老百姓很少具备了。中庸是一种平常之道，它的实现并非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手段，然而真正实现它， 将它贯穿到人生实践的一切方面，则并非易事。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许多缺乏应有道德修养的小人“反中庸”，以至于肆无忌惮。这些人的行为完全为生理欲望、自然本能所驱使，以致使他们失去了道德的节守。而社会现实又给人们布下了种种陷阱，诱惑与压迫，使许多人无法抗拒对富贵利禄的追逐， 从而与世俗同流合污。孔子说：“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小人之反中庸，就在于他们无力摆脱社会及政治的诱惑，从而急急乎求见知于世。故而中庸这种平常之德，这种人人可实践，人人应当实践的生活准则，在自然欲望和社会欲望双重诱惑下，成为一种“唯圣者能之” 的品德。这也告诉人们，中庸的实现决非易事，它需要在一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孔子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矣。”这是说颜回为人处世，以中庸为原则，获得了一种良好的品德、持之以恒地坚守下去，而不让其丧失。颜回，在孔子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修养。他称赞颜回，在道德修养、学业上，只见其天天进步，从未见过其停止不前。由此可见，中庸之为德是平凡的，然而终生实践中庸，则又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孔子的中庸思想闪烁着辩证思维的光辉。这里的辩证思维不仅仅是理论的辩证思维，也是实践的辩证思维，也是生活的辩证思维。它注意了保持事物界限的原则，注意到了对立面的两端互补及相济，这些对于推动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和克服极端主义以及片面性，有着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孔子本人就是中庸原则的实践者，它把这一原则贯彻于其道德教化、处世应事、治国立政等等各个方面。总之，孔子的中庸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实践的智慧。

孔子的中庸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当指出：突出中和，强调对立面的互补和协调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与孔子的中庸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